和李百富不同，同样是校园看护人的李向银不甘心学校就这么闲着，他在已经撤掉的学校里办起了幼儿园。

　　李向银所在的学校是宝塔区松树林乡陈则沟小学，撤校前，他是校长。学校原来只有12口窑洞。2004年3月，经民进中央联委主任陈守义联系，香港荣华纺织有限公司董事长赵安中捐赠20万元，为学校修建了一栋两层教学楼。

　　然而，当教学楼建好投入使用时，四至六年级的学生却并到了乡中心小学。学生一下子少了一大半。“这一并，低年级家长的心就动摇了，学生哪里多就往哪里送。”李向银说，2007年后半年，就没有学生了。无奈，学校也就撤了。

　　之后，52岁的李向银被留在学校里看守校园。

　　没了学校，村里幼儿班学龄段的孩子没法上学。于是，几个村民又找到李向银，鼓动他在学校里办一所幼儿园。

　　思量后，李向银答应了。他雇了一名老师、一名司机，还买了一辆面包车用来接送孩子，办起了幼儿园。

　　可一年多后，李向银开始发愁了，“娃娃少，成本太高了”。

　　原来，每个孩子一学期1000元，每天上下学接送不说，中午还管一顿午饭。每个月还要给请来的教师、司机开工资，不赚钱不说，还赔钱了。

　　在宝塔区，“沉睡”的希望小学为数不少。位于枣园镇温家沟村的京温希望小学，变成了一个红枣产品加工厂。这所1993年援建的希望小学，是枣园镇第一所希望小学。

　　2005年农村税费改革时，记者曾经到访这所学校。记得当时学校只有几间窑洞，一年级和三年级挤在一间教室里上课。18岁的代课教师小方几乎包揽了语文、数学、音乐、思想品德、科学、写作等所有课程。当时的校长南利军曾经为复式教学的弊端发愁。可没几年，学校就没了。

　　万花山乡佛道坪村的延粮希望小学彻底被荒废。记者在学校门口看到，学校的铁栅栏大门紧闭，院内长满了荒草。坐在村口大桥上闲聊的老人说，学校早就撤了，村上的孩子很多都去了城里上学。

　　在这所学校担任过校长的侯世银回忆，上世纪90年代中期，延安市粮食局一个蹲点干部看到佛道坪办学条件极差，于是回去和单位商量，投资20多万元修建了10间平房。当时，为了学校将来的发展，他还专门为学校挑了好位置，看了朝向。可2003年后，学生人数出现了大滑坡，撤校时只剩了3名老师和4个学生。

　　在南泥湾金庄第四希望小学门外，记者看到校门紧锁，院子里杂草丛生。门头上镏金大字只剩下了一个“望”字。

　　枣园镇原来每个行政村都有一所小学，可如今只剩下3所，被撤掉的包括几所希望小学；南泥湾原本有7所希望小学，可如今全乡的小学也就剩下了南泥湾中国网通希望小学一所。

　　来自延安市共青团市委希望工程办公室的统计数据显示：截至2008年4月25日，延安市宝塔区运行的希望小学有119所，撤并38所。

　　何以产生这么多“空壳”小学？这得从上世纪运动式的“普九”攻艰说起。

　　1986年，国家颁布《义务教育法》，普及义务教育成为社会共识，全国分三片地区推进“普九”。而我国农村地区，尤其是西部农村教育的办学条件令人堪忧。

　　1995年出台的《陕西省评估验收义务教育工作的意见》要求办学设施的设置“有利于适龄儿童、少年就近入学”。

　　就拿地处陕北的延安为例，地广人稀，地处群山沟壑里的村庄相距甚远，给孩子们的上学造成了很大不便。“再穷不能穷教育，再苦不能苦孩子”。于是，在全国各地掀起一股建校热潮，村村办小学，村落分散的地方还办起了教学点。

　　根据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规定》和《义务教育法》的规定，农村教育实行“地方负责，分级办学，分级管理”的体制。所谓的“分级办学”，基层的做法是县办高职中，乡镇办初中，村办小学。“当时，枣园镇20个行政村，每个村都有一所小学，仅希望小学就有12所。”宝塔区枣园镇教办主任张修宏说。

　　这种情况在国内很是普遍。有些地方，甚至自然村也有小学，所以就导致一个行政村有两所小学。

　　一时间，“人民教育人民办”在中国大地上催生大量校舍。2000年，教育部宣布如期实现“基本普及九年义务教育”、“基本扫除青壮年文盲”的任务，在全国范围内实现了九年义务教育。而相关数据表明，这期间，全国的中小学数量达到55.79万所。

　　不过，在这场“普九”热潮中，建校成了千千万万没有任何集体收入来源的中国村庄的难题。于是，村民集资、工程队垫资建设等方式，成为多数村庄的首选。这也导致了“普九”的高额负债。

　　而在这场轰轰烈烈的办学热潮中，开始于1989年的希望工程公益事业，也从起初的救助贫困地区失学儿童为目的，开始转变为援建希望小学，帮助贫困地区改善办学条件。

　　距离延店则村不远的酸刺沟村，也有一段艰难的建校经历。

　　1997年，深圳职业技术学院的一帮大学生到酸刺沟参加社会实践，村小学的孩子挤在光线昏暗的窑洞里上课，用土台当课桌，就连老师的粉笔也很紧张。于是，这些学生决定回去跟学校商量，帮村里建一所小学。

　　一个月后，深圳职业技术学院传来消息，答应投资10万元建一所希望小学。这可把村民们乐坏了。但第一笔款只汇了8万，可修学校花了11.7万。为了拿到剩余的捐款，村支书李长久便和当时的村委会主任买了两张硬座票，直接奔到深圳，终于把那笔款要回来了。

　　“普九”给中国留下了大量的中小学校舍。随之而来的生源大减少，却是始料未及的。

　　教师们所反映的生源锐减的时间，大约开始于本世纪初，也就是有的地方刚刚完成“普九”验收，有的甚至还未验收，生源就已开始减少。“2001年，全镇还有2400多学生，可现在不到1100人。”枣园镇教办主任张修宏说，“这其中，流动人口占到一半左右。”

　　另外，随着越来越多的外出务工潮，部分学龄儿童随家长到城市就学。

　　在采访过程中，记者遇到了不少“空巢村庄”，年轻人外出打工，留在村里的，基本上都是四五十岁以上的中老年人。

　　于是，2001年至2007年之间，枣园镇便陆续撤并学校，将原来的每村一所小学，撤并至现在的3所。撤并的学校中，自然也包括希望小学。

　　事实上，从2000年开始，农村中小学又开始了新一轮教育布局大调整。

　　生源锐减被认为是主要因素。但另一个不可忽视的因素是，农村税费改革后所引发的农村学校经费紧张问题。

　　2001年，我国农村实行税费改革，取消了原来的教育集资和教育附加，学校的经费由财政支持。而学校过多让有限的经费投入像撒胡椒面一样，有效投入降低。

　　根据教育部公布的数据，2007年全国小学在校生10564万人，而1998年全国小学在校生是13953.8万人，9年间减少了3300多万人。伴之而来的是乡村小学数量的锐减，20余年间，中国的乡村小学从1985年的83万所，至2007年已撤并至34万所。

　　大撤并给农村留下了大量校舍，在有些村子，学校校舍依然是最漂亮的建筑。可这些校舍有的被用做村委会办公室、党员或者群众活动室，有的被村集体租赁出去成为厂房或仓库，还有一部分仍处于闲置状态。

　　关于学校的大撤并，大部分教师认为是“大势所趋”。

　　“撤并的好处那就多了。”张修宏说，以前，很多偏远山区的学校，优秀教师派不下去，很多课程没法开；有的学校只有一个老师几个学生；撤并后，学生集中在条件好的完全小学上课，课程开齐了，学生上学积极性也高了。

　　不过，撤校在一定程度上也导致了新的上学难问题。“现在，我们最大的问题是没有实行寄宿制。”张修宏说，学校撤了，但全镇剩余3所学校都没有学生宿舍，近一点的孩子由家长接送；远一点的，家长不得不跟随孩子在学校附近租住。

　　今年是希望工程实施20周年。相关数据显示：希望工程自1989年10月实施以来，至2004年间累计接受海内外捐款22亿多元，资助250多万贫困生读书，援建希望小学9508所，在每100所中，就有2所希望小学。截至目前，共募集资金54亿元，援建15400多所希望小学，资助了300多万失学孩子重返校园。“早期，希望小学的建设主要是救急、救难，哪里的孩子没学上就往哪里建。”陕西省希望工程实施办公室主任邬钢说。

　　从1999年开始，中国青基会经过调查论证后，开始实行希望工程战略重点转移：由过去对贫困失学儿童的普遍救助，转到对优秀受助生的跟踪培养；而希望小学也由起初的硬件建设为主，转向教师培训、现代化教育设施软件建设为主。

　　2000年以后，农村中小学开始布局调整，大量农村小学逐渐被撤并，这其中包括部分早期建设的希望小学。

　　2008年11月，据媒体报道：湖北省长阳县76所希望小学中，有53所被废弃。当时，中国青基会副会长顾晓今回应说：根据湖北省青基会调查，2000年以后，湖北省新建的140多所希望小学，没有一所出现撤并情况。

　　而为了新建希望小学的持久稳定发展，避免撤并风险，中国青基会还在希望小学建设管理规定中，增加了“学校应为乡村完全小学，在校学生人数不得低于270人”的要求，同时强调“新建希望小学的选址，务必符合当地农村中小学教育布局调整计划，15年之内不被撤并”。“现在，捐建希望小学之前，我们首先要了解当地教育部门未来的发展布局。而且要求，如果将来一旦被撤并，要进行资产置换，保证捐方利益，在新学校里也要保留捐方曾经捐赠过的痕迹。”邬钢说。

　　据其介绍，陕西省的希望小学一半集中在陕北，30%%在关中地区，而陕南仅占到15%%左右。从去年开始，希望小学的投建重点开始向陕南转移。

　　“现在，捐建希望小学之前，我们首先要了解当地教育部门未来的发展布局。而且要求，如果将来一旦被撤并，要进行资产置换，保证捐方利益，在新学校里也要保留捐方曾经捐赠过的痕迹。”

　　——陕西省希望工程实施办公室主任邬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