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半是魔鬼，一半是天使，这样的话，常被用来诠释人性的复杂。现在看到的是人性中的“魔性”，或者可以称为“极恶”——— 2007年以来，自福建某煤矿首次发现有矿工杀害智障者伪造矿难的敲诈案后，案发地很快向辽宁、云南、湖北等9省蔓延，发案近20起，死亡近20人。目前，案情已惊动公安部。如此令人惊悸的犯罪情境，意味着人性的深度沦陷。这是现实不能承受的人性灾难，它原本只应出现在虚构作品中。事实上，根据刘庆邦小说《神木》改编的电影《盲井》，就展示了类似的情境——— 两个游手好闲的人，先是将打工者诱骗到矿区，然后害死在矿井下，制造事故假象，两人再作为死者家属向矿主索要赔偿……现实比艺术更真实，更残酷。小说里那两个在故伎重演时，其中一个人终于以良知未泯展示了某种人生救赎。只是，艺术作品中那一丝人性的亮光，在这里似乎几近熄灭。我想把那些趋向人性极恶的犯罪行径称为人性的“矿难”。事实上，这种人性灾难也正像矿难一样，无休无止，没有最严重，只有更严重。回过头来看，从曾经激起民怨沸腾的山西黑砖窑事件，到安徽界首等地出现黑砖窑非法使用智障劳工，再到现在多省发生杀智障者伪造矿难的敲诈案，罪恶制造的残暴程度在不断加重，人性沦陷越来越走向深渊，令人恐怖，也促人警醒。

　　读过许多对人性进行深度探寻的文章，我越来越觉得，没有必要回避人性中与生俱来的恶，也不要简单以为靠提升自我道德人格就能完全阻止人性的堕落。阿伦特曾经提出的“平庸的恶”这一概念，这两年在国内也越来越得到认同，它让人们懂得罪恶并不只是像希特勒那样的极权主义者才能干得出来的，每一个人的心中都可能藏着一个魔鬼。普通的人也可能作恶。这实际意味着，有些罪恶的因子很可能就埋藏在我们内心，甚至根植于人性。问题仅仅在于，不能让这种恶被释放出来，更不能让这种恶以触目惊心的形态将人性变成了“魔性”。

　　悲哀的是，现在出现的杀害智障者伪造矿难的敲诈案，已经将人性的“极恶”彻底展示。我真的不知道再以怎样的语言来形容这种可耻的罪恶。毕竟，早在黑砖窑奴工事件中，诸如“丧心病狂”、“令人发指”、“罄竹难书”这样的语词就已经铺天盖地了，而现在连智障劳工也不能幸免于资本暴力的奴役，以原本就极其悲情的生命来成为敲诈勒索的工具，这是对人性与文明底线的疯狂突破。现在，自然就必须去堵住人性“极恶”的释放出口。既然仅有自我的道德人格提升是不行的，那么现在就必须面对那些造成人性“极恶”释放的“制度性出口”。

　　韦伯也认为，现代的一些制度趋势可以变成桎梏人类命运的“铁笼”。著名学者崔卫平也曾在多篇文章中强调把人性幽暗面的意识和政治制度的建构联系起来，纳入政治设计的前提之中。她曾说，对于立宪，需要的是一个低版本的人性观，认为人性不可信，人性是恶的，因此需要制度、法律去规范和约束。那么，面对像杀害智障者伪造矿难的敲诈案这样极端的人性灾难，特别是面对现实世界越来越多令人震惊的人性的 “矿难”，现在我们就必须去反思，到底是什么东西在支配着本应光明的人性转向幽暗，甚至坠入黑暗呢？

　　弄清这个大问题，就会避免出现太多的人生“矿难”。(单士兵 时事评论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