空头支票

　　被辞退后，苏华文辗转找到了2000年雷州市政府的一份文件，总算为辞退一事找到了一个说法。在谈到民办教师辞退问题时，文件里这样写道:“我市决定辞退1998年参加选招公办教师考试文化分折算达不到28分，以及不参加这次考试的民师，一次性发给辞退费。辞退费按每1年教龄300元的标准计算，由各镇在教育附加费中解决。”

　　苏华文说，1998年他因为年纪大，没有参加考试，按照文件精神，属于辞退行列。而辞退费，根据教龄他应该领到1.2万元，但整整十年过去，他一分钱也没能拿到。

　　对年老多病的苏华文而言，这笔辞退费无疑是晚年生活的保障。他曾十几次跑到镇教办，也多次到雷州市教育局反映情况，但依然没有等来有关部门的一纸答复。“我到现在还能活着，全靠这张空头支票啊!”苏华文不无自嘲。

　　在南兴镇南渡村、港东村、梅田村，不乏与苏华文同批被辞退的民办老师。同样，他们也没能拿到辞退费。

　　在南渡村，46岁的符泽盘如今生活陷入了困顿，6个孩子、妻子和88岁卧病在床的母亲至今住在三间茅草房里。他的女儿符晓斐说，十年前符泽盘从讲台上退下来，心情非常郁闷，因为顺利通过转正考试的他最终没能转正。“当时我家就剩下妈妈手里的5元钱，连买菜都不够。我只好出去当保姆，每月能有300元，那时我才12岁。”符晓斐说着，眼睛就红了。

　　尽管急需钱以纾解困境，但符泽盘说，他对那笔辞退费不抱丝毫希望。

　　曾是村委会会计的苏国统告诉记者，2000-2003年，山尾村曾按人头每人每年收取30元教育附加费(2000年之前为20元)，并统一上缴到镇财政。但南兴镇教办主任陈泽解释，由于镇财政紧张，教育附加费已用于各学校的基本建设，根本无法支付辞退教师的补偿费。“只有通过上级财政拨款，才能解决这问题。”他说。

　　雷州市教育局长林涛对此的解释却不尽相同。“2000年那批辞退教师的补偿费其实都安排好了，每个人该领多少钱都计算好了，也通过了人大批准。但那些教师都不愿意领，因为他们要转正。”他在电话里说。

　　对此，被辞退的老师们纷纷表示不解:“既然安排好了，为什么从来没有通知我们去领钱?既然没有通知，怎么知道大家不愿意?”

　　隐性欠债

　　“那是因为上访。”关于不愿意领钱的说法，2000年也遭辞退的王昌尧解开了谜底。

　　“2000年被辞退的那批老师觉得不公平，多次组织代表到雷州市、广州市甚至北京上访。在这过程中，他们有转正的要求，却被解读为‘不愿意领钱’。”王昌尧分析。

　　一名自称姓陈的老师就是“上访专家”之一。2006年，他以雷州600多名在编民办教师的名义，给时任广东省委书记的张德江等领导写信，反映被辞退教师的集体诉求:希望得到公正对待，或解决转正问题或给予相关的福利待遇。

　　一年后，还是这位陈老师，又组织了一次在广州的上访。他回忆说，上访当天，他打电话与几个教师朋友约好，到广东省教育厅前抗议。他们最终得到了接待，雷州市教育局相关负责人同时也被请到广州，双方开始协商，最后达成协议。2008年，通过考试取得公办教师资格的这位44岁的陈老师，结束了在外打工的生涯，就像其他一起上访的老师那样，重新回到了三尺讲台。

　　然而，幸运的大门并未对每个被辞退教师敞开。60岁的王昌尧曾先后是南兴镇四所小学的校长。而他不能转正，仅仅是因为没有档案。1987年，小学老师王昌尧被借调到南兴镇港东管区当干部;6年后因为教育工作需要，又被调回学校任校长，但档案并未随之转移和建立。2000年，错过1997年转正机会的王昌尧被辞退。

　　与王昌尧有相同经历的老师，南兴镇还有6名。最年轻的王汝桑也符合考试转正条件，却没有机会。

　　“代课(民办)教师在特定的历史时期为我国教育事业作出了特殊贡献，让他们退出时一定要给予合理补偿。事实上，政府与已被辞退的代课和老民办教师之间存在隐性欠债。”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研究员储朝晖表示，像雷州地区这样补偿费拖欠了10年，说到底还是社会管理出了问题。

　　“若是地方财政没法解决补偿费，理应由省财政甚至国家财政支持，这已经不是教育部门的事情，而是关系到民政和财政部门，需要全社会通力配合。”储朝晖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