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穷爸爸”好，还是“富爸爸”好?

　　一个爸爸说贪财乃万恶之源，另一个爸爸说贫困是万恶之本;一个爸爸努力存钱，一个爸爸不断地投资;一个爸爸相信政府会关心并满足你的要求，一个爸爸信奉完全的经济自立;一个爸爸说顺梯子一步步往上爬，一个爸爸问：为什么不当梯子的主人?

　　罗伯特·清崎写的《穷爸爸，富爸爸》，描述了两种爸爸的不同。如果把我们经历的社会环境比作爸爸，这与中国30年的观念之变何其相似。祖国已是“富爸爸”，但不是每个孩子都是富二代。关于国家，过去我们想的是，让穷爸爸变成富爸爸;现在我们想的是，让富爸爸继续当个好爸爸。

　　当中国的GDP成为世界第二，围观的外国媒体前来给中国“捧场”，也许亦怀有“捧杀”的想法——《纽约时报》说这是中国经济的一个里程碑;《联合早报》说这是世界发展史的重要章节;《华尔街日报》说这是个从未享有过的地位;《朝日新闻》说日本影响力开始黯淡;《金融时报》说世界将会适应一种新方式。

　　“赶超”一直是我们挥之不去的情结。1957年，中国就提出15年内要在钢铁和重工业方面赶上英国，然后终于在1995年实现了目标。但这次，中国人对GDP排名世界第二，则是从民间到政府都态度冷静—— “骄傲的GDP它噌噌地长啊，能给我换来几包尿不湿吗?”，是网络流行歌《郑钱花》的歌词。中国还有1.5亿人未达到联合国一天一美元收入的标准，是商务部的表态;中国仍然是发展中国家，是国家的态度。

　　GDP不是万能的，没有GDP是万万不能的。更多的中国学者开始思考“GDP的含金量”，或用GDPW(国内生产福利总值)取代GDP。毕竟，有的GDP，我们是应该拒绝的——美国学者加尔布雷斯曾指出，发展中国家有三种可以选择的现代化，其中一种是象征性的现代化，营造设施一流的机场、发达的高速公路和大型工程项目，但不代表带来福利水平的提升。马路不断开拉链带动的GDP，实则是一种退步。

　　黎巴嫩著名诗人纪伯伦曾经感叹：“我们已经走得太远，以至于忘记了为什么而出发。” 关于GDP的一切纠结与反省，或许皆能让我们想起，提高GDP的最初的目的，正是为让公民生活更美好。

　　中国年轻人在世界的哪个坐标点上?

　　国际化的青春期片段

　　一个时代造就一个时代的青春期。全球化下的中国青春，与王蒙在《青春万岁》里的青春截然不同。

　　文/春树

　　“世界是你们的，也是我们的，但是归根结底是你们的。你们年轻人朝气蓬勃，正在兴旺时期，好像早晨八九点钟的太阳，希望寄托在你们身上。”《香港制造》这部青春悲剧电影的结尾，在青山荒冢之间，广播里用粤语和普通话分别播放着这段毛泽东在1957年对青春学生的讲话。激昂的励志语调配上悲凉的故事情节，让初次看到这部电影的16岁的我受到了很大的震动。那时我就开始经历和思索着自己的青春期以及“世界”这个概念。

　　整整十年狂放的青春期，我的每本小说写的都是北京城热爱地下文化和摇滚乐的年轻人的生存状态。其中有好些黑暗的东西，好些挣扎、苦痛，当然，亦包含着青春所特有的激情和欢乐。一个时代造就一个时代的青春期，我小说里描绘的青春生活，与王蒙在《青春万岁》里写的青春生活是截然不同的。

　　这些年的生活，让我感觉到，国家除了关心GDP以外，还应该有更多需要关注的东西。比如关注年轻人的生存状态和精神世界。

　　因为青春无论在哪个地方、哪个年代，都是纯真、神秘、狂妄自大、迷茫、自我挣扎与理想主义的，因为青年人代表着国家的未来。然而我认为中国年轻人的处境并不乐观，甚至这些年，在大陆的文艺创作都没有出现更多更真实的描写年轻人的作品，尤其是在电影方面。青春是艺术里永恒的题材，为什么在我们这里缺席了?一个国家的青春期都被忽视了，那些少年心事难道就这么不值钱吗?

　　我们国家的年轻人与世界各地的年轻人有何区别?我们处在世界的哪个坐标点上?难道我们有与他们竞争的能力和实力吗?只有数字是最重要的吗?这都是我感兴趣却无法确切地给出答案的问题，我也在寻找这些答案的路上。

　　下面，我试图用几个小故事来勾勒一下不同国家年轻人对中国的看法以及他们的生存状态。

　　一

　　我和美国摄影师David在伯克利小镇的一家典型的美国式餐吧吃饭，这里都是木制的桌椅，柜台前的大彩电里播放着运动节目，服务员是来自于附近大学的学生。我点了一份墨西哥的食物，分量十足，为了避免浪费，我只好告诫自己“北朝鲜的孩子们还挨饿”。David告诉我，以前美国父母教育孩子别浪费饭菜时会说“吃完它!中国的孩子们还在挨饿呢”。

　　二

　　前几天，我刚作为中国年轻作家在北京参加了一个“中俄青年文学之夜”的活动，认识了几个同龄的80后俄罗斯作家。几天后，我一个人去俄罗斯青年作家们住的宾馆找他们玩，我们边喝着他们从俄罗斯带来的伏特加边用英语聊天。他们看起来比参加活动时放松多了。他们纷纷问我关于中国作家、中国年轻人、中国社会等等问题，其中一个问题是1984年出生的男作家瓦列里·别切伊金问的：“为什么我没有看到中国年轻人染绿头发?为什么他们看起来都是一个样子，那么相似?”

　　这个问题一下子把我噎住了。我说，我原来就染过绿头发。不但如此，北京还是一个音乐重镇，各种风格的乐队应有尽有，punk、skinhead、说唱、重金属、电子、迷幻……最后我告诉他们，因为你们没有去正确的地方。来参加文学之夜的文学爱好者又同时是摇滚乐爱好者的人，几乎没有吧。在中国的主流观念里面，好像染绿头发、红头发就都不是好人似的、就没有资格喜欢文学似的。实际上，文学与音乐都是艺术，完全应该交流和共融。

　　我们又谈到了各自的阅读。中国老一辈作家和文学爱好者们对苏联文学和苏联作家们推崇备至，而新一代俄罗斯青年作家们则表示，他们不想背负那么大的压力，文学除了吸收经典文化外，还应该向前看。

　　的确，在交流上面，语言的确是个问题，我们都不会说对方的母语，只能通过英语交流。不过，我能明显地感觉到，中国年轻作家和俄罗斯年轻作家有许多共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