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导致一死一伤的山西太原市晋源区古寨村“10·30”违法拆迁重大刑事案件相关责任人受到处理，多名党政领导干部被问责。

　　宜黄强拆事件发生以来，社会反响强烈，问责之剑也终于出鞘，治理强拆现象有了积极变化。然而，强拆行为一时难以划上句号。不少事实表明，一些地方正在拆迁中上演 “最后的疯狂”，强拆手段也在不断升级，从最初的言语威胁到断水断电、长围久困，继而发展到绑架殴打，甚至发展到夜半持械入室行凶伤人致死的地步，无所不用其极。面对层出不穷的惨剧，悲愤之余，人们更加迫切地思考问题的症结所在，寻求破解和防范的办法。从制度上说，强拆行为频繁出现，离不开特定阶段的制度环境。《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等现行拆迁法规存在一些漏洞，饱受诟病，却一直将废而未废;新的拆迁条例自今年1月征求意见以来，目前仍未有实质性进展，千呼万唤未出来。再加上有法不依、执法不严、违法不究等原因，以至一些地方在征地和拆迁过程中，侵害群众合法权益的事情时有发生。

　　而从一些干部的观念来看，“没有强拆就没有新中国”的谬论刚刚受到社会痛斥，江西万载又有干部爆出“不拆迁，知识分子吃啥”这样的言论。这些牛气冲天的官话，虽然表达不同，但思维逻辑是一致的。二者都无视发展的最终目的是造福群众，更不惜以其所谓发展的名义侵害群众合法权益，为强拆行为寻找合理性基础。这说明，“建国”“慧昌”们虽然被免职、被批驳，但是“建国”、“慧昌”们的强拆意识还在一些干部那里很有市场，这是强拆行为屡见不鲜的内在动因。

　　改变观念非一日之功，扎紧制度篱笆却是燃眉之急。法学界人士日前纷纷表示，面对强拆事件，当务之急是制定新的征地、拆迁法律法规。据记者在河南、安徽、黑龙江等地的调查采访，各地群众普遍希望以新的拆迁法律法规规范征地与拆迁行为。这是民意的期待。

　　在拆迁过程中，导致问题的焦点，主要集中在利益保障和拆迁程序两个方面。调查发现，补偿标准的高低，是引发拆迁矛盾的一个主要因素。能否让群众分享城市化及土地升值所带来的溢价收益，以及合理提高征地和拆迁的补偿标准，是拆迁立法和实践中应该妥善解决的关键问题。

　　另一方面，强拆事件发生与拆迁方信息不公开、操作不透明，以及民意诉求渠道不畅有很大关系。如何通过更加科学有效的制度设计，充分保障群众的利益，满足群众的知情权和参与权，使拆迁过程始终在法治、理性的轨道内进行，使各方利益诉求有序、充分博弈，这是现实的要求，也是转变一些干部观念的最佳途径。因为只有在完善的法治环境中，才会形成真正的问责机制与压力，干部才可能养成依法行政、敬畏权利的意识与习惯，从根本上杜绝强拆现象的发生。

　　十七届五中全会强调，更加注重以人为本，更加注重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更加注重统筹兼顾，更加注重保障和改善民生，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坚持把保障和改善民生作为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可以想见，一个更加注重民生、尊重权利的大发展大变革时代正向我们走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