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安街上，车来车往。双目微合的“孔子”，不时接受着路人的注目礼——— 比之于一周前孔子像刚落成时遭到的热议，眼下，似乎要平静多了。

　　难怪它会遭到热议：这尊9米多高，重达17吨的孔子塑像，距离天安门广场不到300米，距离天安门上悬挂的毛泽东像，也不过500米，在如此引人关注的地段出现，自然无法避免人们引发联想和猜测，更不消说，它的“归来”，是在经历了一段令国人记忆深刻的“打倒孔家店”的时代之后了。

　　记得小时候（七十年代末）经过天安门，宽阔的广场上，除了毛主席的挂像，还有有着大胡子、样貌沉静的马克思和恩格斯，给我的童年留下了极深的印象；如今，“马恩”们不见了，同样有着大胡子、却微笑着的孔老夫子来到了天安门，他的出现（或归来），会让这一代的孩子们想些什么呢？

　　实际上，已经去世了两千多年的孔夫子从未真正地“离开过”。无论是被他同时代思想家们贬损，还是后来因政治需要被圣化、被丑化，甚至被打倒，孔子的儒家思想始终深深作用于我国不同历史时期的政治、经济、文化的各个层面，呈现出巨大的民族凝聚力。

　　早在一百多年以前，当孔子在“西学东渐”中饱受抨击和非议时，梁启超就说，“吾国民二千年来所以能抟控为一体，而维持于不敝，实赖孔子为无形之枢轴。”而纵观“五四运动”前后的批孔运动，轰动一时的评孔风潮，尽管口诛笔伐似有过之而无不及，但其批孔最甚的学界领袖——— 无论是高举批孔大旗的章太炎，还是做了美国教授的胡适，又有哪一个不是深受了孔子学说濡染的国学精英，恪守儒家传统道德的读书人呢？那个时期曾留学美国，且做了北大校长的蒋梦麟，私下里不仅说自己“以孔子做人”，甚至还在《西潮》一书中，深情回忆了浙江老家尊孔尚儒下的美好生活，字里行间，都流溢着对那时社会风气的怀恋。

　　当然，孔子学说里的忠君思想、贬农之说，的确不合时宜，其糟粕，也人所共见，可是作为一门学说，一家之言，不能因其存在瑕疵而放弃对其整体价值的尊重。正如尼采，不能因为曾遭纳粹的利用就否定其伟大，试想，新文化运动时期的闯将们 （鲁迅、丁玲等），又有哪一位不是尼氏之说的拥趸呢？尊重无须拔高，无须像封建帝王一样，为他加官进爵；学说无须膜拜，不需要在各地建孔庙，搞大规模祭拜，只要把孔老夫子放在一个具有重要影响力的思想家的地位上，汲取其精华，弃其糟粕，这便是尊重，就足够了。

　　因此，站立在长安街边、天安门广场旁的孔子像，无论是高一米还是高九米，均与尊重有关，与其形式无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