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个月对美国女议员加布里埃尔·吉佛兹等人的枪击案不过是美国一系列大规模枪击案中最近的一起，(嫌疑)凶手患有明显的精神失常。不出所料，亚利桑那州的惨案让人们开始呼吁政策改革。但是，还有什么能改进呢？

　　严重精神失常的个人中，绝大多数没有暴力倾向。预测其中哪几个没有暴力史的人会变暴力几乎是不可能的。同时，保护社会不受危险的精神病人威胁，也产生了一个问题。

　　这个问题是俄罗斯记者安德烈·希托夫提出的，他在白宫记者招待会上声称，美国式自由也是亚利桑那州枪击案的同谋：“至于为什么——— 并非不可理解，至少对局外人来说。除非你们想要限制，想要政府更多地参与……这是美国。”

　　巴拉克·奥巴马总统的新闻秘书反驳道，美国的价值观并不纵容暴力。的确如此，但与问题无关。问题是，美国价值观重视个人权利，是否促成了亚利桑那州惨案。毕竟，严重精神失常的发病率在发达国家基本相同，但美国比其他国家有更多的此类枪击案。

　　一条与此相关的建议是，美国需要更严格的法律，使精神病人不能接触枪支。但是枪击案嫌犯从未被正式诊断为精神病，所以这种有针对性的法律不能阻止他获取枪支。全面枪支管制是必要的，但目前不可行。

　　美国也需要更多可用的心理健康服务。虽然大学要求枪击案嫌犯进行专业评估后才能回归，但他似乎没能从图森可用的服务中获取帮助。不像身体疾病的患者，精神病患者通常不觉自己有病——— 甚至激烈否定——— 他们有病，因而放弃治疗，并失去了他们急需的残疾补助。

　　许多大学通过威胁评估小组，加强了对学生怪异行为的监控。但众所周知，这类大规模监控在预防犯罪方面效果极差，经常错报大量的威胁。比如，一所纽约高中进行的自杀风险监控认为，学生总数的44%有自杀倾向。类似地，对荒诞不经想法的监控，报出的大多数是从未有过精神失常的个人。

　　枪击案前几个月，嫌犯表现出严重心理问题的明显迹象，包括言语混乱，扰乱课堂，怪异想象，社会、学术和执业行为能力下降，以及巨大的人格变化。如此明显的迹象，为什么没人去管？亚利桑那州法律允许任何利益攸关方向当局报告个人的古怪或威胁行为，官方可以强制对其进行精神疾病评估。

　　虽然社区大学因嫌犯的威胁行为令其休学，但却没有进一步行动。原因之一是美国教育隐私法严格限制分享信息，即使是对家长，更不用说是对其他官方机构了。其他对医疗记录的隐私保护，有时让人难以在孩子有问题的时候知会家长。

　　而且，美国国会禁止预防性拘留：就算是有严重问题的个人，除非被认为是对他们自己或他人立即的威胁，否则不能强制进行拘留。学校顾问显然不认为嫌犯达到了这一标准。虽然有破坏性，但嫌犯能够正常行动——— 就像执行果断的枪击案中体现出的那样。

　　不应轻易放弃这些保护。如果放宽为预防犯罪而进行的强制收监的限制，狂热的起诉人就可以规避公民自由。这种滥用已经出现了，例如几个州已经通过法律，监禁“性暴力侵犯者”。

　　那么，还能做什么？亚利桑那枪击案，确实可能是美国对个人隐私和自由的保护，缺乏强有力的社区纽带和资源，以及容易获取手枪等多个因素综合作用促成的，这一点希托夫是对的。美国人必须认识到，教育和医疗隐私法中有有限制的例外，即严重心理问题的确切征兆出现时，应通知家属和当局，以使得学校和其他机构能够及时响应。

　　充足的社区心理健康服务，以及教育扩展可以促使有问题的年轻人主动寻求帮助。也许对明确的严重精神失常案例，谨慎放宽立即伤害的标准也能有所帮助。监控如果谨慎针对以降低错误，也能发挥作用。最后，进一步控制枪支，防止精神病人接触，是当务之急。

　　这些措施也许能阻止亚利桑那枪击案。更强的社区响应，佐以法律对分享信息限制的有限例外，会让嫌疑犯得到强制评估。

　　如果他拒绝治疗，并由于没有立即的危险而被释放，他的严重精神失常也能够得到诊断。立即将其置于购置武器的“观察名单”上——— 由于法律加强而频繁更新——— 可以防止他购买枪支和弹药，从而防止他后来实施的枪击。

　　□杰罗姆·C·维克菲尔德(Project Syndicate供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