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2月27日9时，温家宝总理与网友在线交流并接受中国政府网和新华网的联合专访。温总理在经济、住房、物价、医保、教育、反腐等许多领域里，与网友展开了广泛而深入的探讨，引起了社会各界的热烈响应。本期评论我们就这些问题，选取了社会各行各业的人士对总理谈话的各个侧面所进行的解读，以此来展示民众借助网络参政议政的热情。

　　期待网络民意互动成为议政常态

　　自从2009年开始，似乎每到“两会”之前，温总理与网民“有个约会”似乎已成常态，通过在线面对面的交流，民意通过互联网的平台汇集，政府的政策和信心也通过面对面的网络互动得以彰显。27日上午，温总理在全国“两会”前再次如约而至，来到互联网平台上，与网友们面对面地交流。总理就国计民生诸多方面问题听取网友意见，并以诚恳的态度回答了网友们的提问，让网友们如沐春风。

　　从今年网友们对总理的提问来看，依旧偏重于老百姓最关心的话题，对于这些事关民生幸福的问题，总理一一作出了回答。“农民工孩子上学不因户口而受影响”、“采取三项措施解决退休养老金双轨制”、“将从三个方面解决收入分配不公”、“五年内将新建保障性住房3600万套”、“提高个税起征点”、“两年内解决看病难”……总理“把民生作为十二五规划的出发点落脚点”的承诺，无疑让公众对未来美好生活的想象充满了信心。

　　共和国总理与网友的面对面交流，让热衷于表达意愿的人们深受鼓舞，让百姓对未来的发展充满信心。正是在这样彼此充满诚意的交流中，民意得到了极大的汇集，民心得到了很好的凝聚。我们期待着总理的亲身垂范能够感染更多的为政者，让这种民意互动的网络议政形式更加基层化、常态化。 （重庆读者 时言平）

　　如何唤醒房产商的道德感？

　　温总理：我认为房地产商作为社会的一个成员，你们应该对社会尽到应有的责任。你们的身上也应该流着道德的血液。

　　表面看来，房产商作为理性的经济人，发财纯属其个人的事，别人无权置喙。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并不信奉唯利是图、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作为市场主体的企业也须履行相应的社会责任，作为企业主个人也须讲道德与良知。这一点，连被称作市场经济之父的亚当斯密也有深刻阐述，在其所著的《道德情操论》一书中，他这样说：“对自己幸福的关心要求我们具有谨慎的美德；对别人幸福的关心，要求我们具有正义的美德和仁慈的美德。前者约束我们不去损害他人的幸福；后者敦促我们促进他人的幸福。”这种将利己与利他的动机辩证统一的思想，与我们所讲的企业家道德与企业社会责任可谓一脉相承。

　　可悲的是，一些人总是选择性地把亚当斯密的名著《国富论》奉为经济学的圣经，将其中所阐述的利己主义对于促进经济发展合理性的论述奉为圭臬。试想，如果只信奉金钱至上，人人都唯利是图，这样的物质进步对于人们的幸福，又有何意义呢？ （媒体从业者 屈正州）

　　夯实“中国崛起”人才和教育是基础

　　温家宝：世界都在谈“中国崛起”，人们议论最多的是GDP，但我以为“中国崛起”的标志是在人才、是在教育。

　　这是具有战略眼光的重要论断。在社会发展过程中，无论是政治、经济、科技、文化、教育等方面，还是军事、法制、社会管理等方面，都离不开大量的人才做支撑。人才可以说是推动社会发展进步和文明的第一位要素，没有人才，各行各业就会缺乏“领头人”，就会缺乏创新发展的智慧和动力。在一个事物千变万化、社会突飞猛进的时代里，人才断档、人才流失，就会导致社会发展停滞不前，就会呈现一盘散沙，就会使人迷失方向。

　　笔者认为，“中国崛起”需要人才和教育做支撑，这是切合中国发展实际的。要推动“中国崛起”的进程和步伐，唯有从人才和教育入手。一方面，各级党委政府要高度重视人才，多为人才的成长提供有利条件和展示的舞台，给人才以更大的创新空间；另一方面就是要高度重视教育，为人才的教育培养及脱颖而出，不断注入新的活力。目前，我国教育经费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以及科研研发经费占整个生产的比重还比较低，这就需要从长计议，增加教育及科研的投入，夯实“中国崛起”的基础。 （北京读者 唐卫毅）

　　个税纳税主力理应是高收入者

　　温家宝：实现收入公平，是政府努力的目标。我们将提高个人所得税薪酬的起征点。

　　当前的2000元个税起征点，几乎把所有的中低收入者“一网打尽”，因此，当前提高个税起征点，就相当于为大多数人涨工资，确实是件实事好事。这次个人所得税起征点的调高，理应达到这样一个客观效果：那就是要把中低收入者排除在个税征收范围之外。

　　自1981年实施个税征收以来，我国广大的工薪阶层一直是个税缴纳的“主力军”，尽管多年来社会各界对此问题的批评与质疑之声不绝于耳，但始终未能改变这一现状。综观世界很多国家的个人所得税的征收情况，无一例外的其纳税人是高收入者。在印度，占全国人口97%的农民和工薪阶层是不缴个税的；在德国，个人所得税被称为国家经济的“自动稳定器”，但高收入者是德国个人所得税纳税的主体，对于低收入家庭，多种情况是可以减免个人所得税。虽说美国几乎每个成人都是纳税人，但年收入在10万美元以上群体所缴纳的税款占全部个人所得税总额的60％以上。所以说提高个税起征点，就是要改变个税的纳税人主体，让个税真正成为调节收入差距的有力手段，让绝大多数人在调节中受益。 （教师 杨亚军）

　　“十二五 ”政绩考核须“去GDP化 ”

　　温总理在全国“两会”前夕与网民的在线交流中，谈到了政绩观和干部的考核观问题，并透露“十二五”时期的经济增长定为7%。这是一个好的信号。在我看来，即将举行的全国“两会”对“十二五”规划纲要的审议，应该明确提出，对政府政绩的考核不能再以GDP挂帅，不能把经济增长视为优先考察的约束性指标。

　　首先，GDP不挂帅，自然就会把原来用于促进经济增长的资源改用在其他方面。“十二五”要把地方导入科学发展的轨道，切实转变发展方式，现在看来，必须抓住一个“牛鼻子”，这个 “牛鼻子”只能是GDP。过往的那套模式对于多数为政者来说都很熟悉，如果中央只有价值引导，而未有实质性的制度、机制约束，人们往往会选择以前熟知的做法。这就要求在考核方式上真正有所突破，不再把GDP视为“十二五”政绩考核的约束性指标。

　　其次，是由GDP作为统计指标本身的内在缺陷决定的。GDP被誉为20世纪最伟大的发明，但用它来衡量经济增长，却不能衡量社会成本，不能衡量增长的代价和方式，不能衡量效益、质量和实际国民财富，不能衡量资源配置的效率，也不能衡量分配，更不能衡量社会公正、快乐和幸福等价值判断。

　　第三，也是由资源和环境的约束所决定的。如果说，改革以来在做大蛋糕和追求高速度的增长中破坏环境资源，是为了解决十几亿人口的吃饭问题，是迫不得已，那么，解决温饱问题后，尤其是我们在向中等收入国家迈进时，再把经济增长建立在环境和资源遭透支的基础上，则是自毁长城。

　　第四，是为了避免“攀比风”的需要。今年是“十二五”的开局之年，又恰逢建党90年，现在双喜临门，很多部门都想表现一番，用一个好的成绩开好这个局。所以，如果不从制度上约束这股“攀比风”，在政绩考核上降低GDP权重，一些地方极可能借着上述理由而大上特上项目。这样的苗头已经出现，今年各地在规划“十二五”时，就传出很多地方GDP要翻番。

　　最后，经济体量决定不需要过高的经济增长。中国去年已超日本，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经济规模相当于改革初期的十几倍，今天一个百分点的增速产生的增加值，至少等于那时五六个百分点增速产生的增加值。经济规模小，增长不快，就赶不上人家，所以一个国家在经济起飞时，客观上需要较高的增速。但当经济总量达到一定规模后，还追求高速度会引起经济关系的全面紧张，导致各种比例关系失调。

　　未来五年是中国发展的关键期，只有中央在“十二五”规划纲要中明确发出这个信息，形成制度，以此约束、规范和引导地方政府的行为，地方才不至于再像过去那样，不惜代价地去追求GDP的高增长。（邓聿文 《学习时报》副编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