烫手的重权

　　“我当时掌管着农房补贴的钱、民房重建的钱、地震对青苗损害的补偿款。我的权限可以决定给谁钱不给谁钱。”胡清华抽了一口烟说，“这实际上是最关键的一个权力。”

　　村民们开始明白，胡清华不再是一个每天只能向自己介绍政策和安抚人心的年轻大学生，而是一个可以给自己带来实际利益的重要人物。

　　胡清华查看房屋和青苗受损情况，有村民就会把他拉到一边说，“这一块地你给我记成两块的面积。拿到的钱我分你一半。”

　　当时，作为志愿者，胡清华分到了一间板房，自己用砖头和木板搭起了床，三餐免费，每个月的所有收入是团委发放的800元补助。那些很难具体监管流向的补偿款似乎足以构成诱惑。

　　“就只能靠自己抵制。我就想要是捞这个钱，晚上能睡得着吗？”胡清华说，“再说，我家经济条件还可以，也确实不缺它那个钱，还是比较有底气。”

　　他要向村民解释，自己不能拿那笔钱，也不能为他们多计算补偿面积。相对于一个外来年轻人的耿直，村民们似乎更相信现实长期教给他们的民间逻辑。在他们看来，这样的表态似乎过于虚伪。他们无法接受一个“双输”的选择。

　　“我只能给他们讲我做的是对的，给他们承诺在我的职权范围内，答应你的事一定给你办到。如果做不到，你怎么对我都可以。”胡清华说，“遇到补偿款的那种事，我就对有小算盘的人讲，如果我拿了这笔钱你怎么能相信我就不拿别人的钱呢？那样的话你也是吃亏的。我不拿你的，就能证明我也不拿别人的。”

　　这样的逻辑和解释更朴实一些，村民们半信半疑地看着胡清华丈量房屋和农田，逐渐发现这个外来的年轻人还算得上做事公平。对于自己无法占便宜也不会吃亏的局面也就认了下来。“还算没发生村民对我扔石头的事吧。”胡清华大笑着说。

　　当地政府对他的信任也在升级。在灾区已经工作一年的胡清华似乎还没有离开的迹象。“我那时候已经觉得暂时走不了了，重建都刚开始么。”他说。与他同行的志愿者已经有一半人服务到期离开，剩下的大多数人也在之后的一年中陆续离去。而胡清华被选入当地灾后重建办公室。“还是每个月八百块钱，没有户口、编制、合同什么的。但是干的活好像是公务员的那种工作。”他说，“开始接手房屋、公共设施重建的招投标工作了。”

　　在这之后，胡清华逐渐发现自己曾经的热情开始遭遇冷酷的现实。他的手机经常出现陌生的来电。对方都是希望得到重建工程项目的各种公司，他们希望能与胡清华“结识”。

　　“这个事情确实困扰了我一段时间。我总觉得这些人应该稍微克制一下，不要那么露骨。我希望整个程序应该更加透明。”胡清华对《中国新闻周刊》说，“但是这个社会的良好程度没有达到我预期的那么高。”

　　胡清华只能尽量拒绝各种想“结识”他的人。但是与之前遇到的村民的小算盘不同，这些强大的资本集团显然有着更大的力量。一些传言也进入了政府官员的耳朵，有时胡清华被描述成一个“不好控制的、不听话的人”。各种压力都向他蔓延过来。

　　胡清华有些厌倦，2009年10月的一天，他收拾了自己板房里的东西，决定离开。转天一早，一位与他相识的忘年交到住处看望他。“他是当地很正直的一位官员。”胡清华向他抱怨，“有些事情不是我这样的志愿者能做的，我也不想更多地陷入到这些事情里。”这位朋友劝他，“走到任何地方都会存在这种问题，投机钻营的人都会去做这些事情，那你不是都要逃吗？”最终，胡清华把东西放回了原处，留了下来。

　　“搞这个东西(招投标)已经一年多了，也还是比较有心得了。总体上来说，我负责的这些东西还是比较干净的。”胡清华对《中国新闻周刊》说，“钱我没拿过。就去吃过两次饭，还是我认为这个公司是凭实力的、规矩的，值得交往。不能说什么烂单位你都去吃饭。”

　　25岁的他仰着头算了算说，“这几年过我手的钱有十几个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