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藤嘉一

　　1984年出生于日本伊豆。2003年4月“非典”高峰时来到中国。如今，在中国生活了8年的加藤嘉一已然成为中日交流的民间大使，他以活动策划人、主持人、同声传译、谈判人等身份促进中日民间交流。近日，他的新书《中国的逻辑》和读者见面。这本书真实展示了一位日本青年眼中的中国。

　　作为80后的加藤嘉一，被称作是现代的“遣唐使”，在《中国的逻辑》这本书中，他用一个旁观者的身份，从中立者的角度出发，对比中日两国的现状，在政治、经济、生活、人文等领域解读中国百姓“见怪不怪”的现象和事，并针对这些“病症”开出了自己的“药方”，并接受了本报记者的专访。

　　让更多的人了解“中国逻辑”

　　华商报：这本《中国的逻辑》，你用一个旁观者的身份，从中立者的角度出发，对比中日两国的现状，在政治、经济、生活、人文等领域解读中国百姓“见怪不怪”的现象和事件，你觉得这些能为中国的读者所认同吗？

　　加藤嘉一：曾有人说“世上有2条逻辑，一条叫逻辑，一条叫中国逻辑”。中国依然存在着“特殊逻辑”或“另类逻辑”是不可否认的事实。但我撰写这本书的目的和愿望是，即使中国有特殊的，另类的，甚至无法与国际社会相容的自身逻辑，但它也能够、应该、可以一步一步、实实在在、点点滴滴地寻求融入国际社会的普世性逻辑。我是能感觉到中国政府和百姓持续不断地努力，不管是外交谈判还是国际贸易，尽可能尊重国际标准和规则去经营自己，以便证明自己不是另类，是国际社会的利益攸关者，甚至是命运共同体。坚持“中体西用”，做好自己，坚持到底，“走自己的路，让别人去说吧”是正确的道路。

　　让一步后进两步已深入日本国民血液中

　　华商报：今年日本遭遇特大地震，震后国民的表现让世界惊叹，对于大灾之后国民的镇定表现，很多人觉得是取决于国家的教育，你怎么看待这个问题？

　　加藤嘉一：长期培养出来的“互让带来互惠”对日本社会秩序带来深远的影响，也在地震发生后的国人心态起到了巨大作用。这一点也跟日本人的国民性息息相关。在日本社会，不管是城市还是农村，商店里还是公厕里，大家都彬彬有礼，井井有条。大部分日本人把让步看做是利益问题，而不仅是道德问题。少数服从多数，让一步后进两步，都是深刻输入到日本国民血液当中。假如一个社会的组成人员在日常期或非常期都能够认同“退而进”的观念，秩序就会逐渐产生。亲自经历后发现，地震发生后，内心恐慌，社会有序的原因，除了经教育练出来的平常心外，还有“互让互惠”的国民性。

　　中国民众对日本的认知 越来越健全

　　华商报：中日关系一直是一个敏感的话题，你怎么看待中日关系的发展？在你的书中，有很多内容可能是中国社会并不美好的东西，有没有担心会引发反对的声音。

　　加藤嘉一：中日关系整体上在朝正确、积极的方向发展着。如前所述的多样化的相互依存是当今中日关系的真实写照，只要政治关系稳定，在领土、历史等核心问题上不出问题，中日关系一定以民间交流为主，迎来史无前例的辉煌期。中国民众对日本的认知，我感觉也越来越健全，彻底排外的极端主义正在被淘汰。至于我认真追究中日关系研究来自我的责任感和使命感，对于两国来说，对方国家、社会、文化的存在非常非常重要。中日两国在人类历史上肯定是互补性最深、最多、最广的双边关系。

　　我如此高度密集关注中国，也是因为中国的发展对日本未来的发展空间起到决定性作用。如此而已。我从来不从喜欢或讨厌的情绪化角度观察中国。中国和日本应该抱着相互学习的态度观察对方，反观自己，在交流的过程中不断反思自己。交流才是生产力。至于反对的声音，我从来不在乎这些来自外界的评价，让别人去说罢了，我没有时间，也没有兴趣对那些来自外界的评价较真儿。

　　国际希望看到中国传递“民生、民意、民情”

　　华商报：上海世博会的举办，中国政府把这看做是对外交流的很好的契机。作为一个外国友人，你觉得世界更希望看到的是一种什么方式的承办？更希望中国通过这些活动的承办给外界传递怎样的信息？今年，在西安举办了世界园艺博览会，外界是如何评价这次活动的承办的？

　　加藤嘉一：从2008年中国开始承办奥运会到2010年的上海世博会的这段时间，中国的民生问题和社会力量快速、广泛、深远地崛起，在此过程中政府与民间的关系也产生变化，政府有了来自草根的压力，民间也通过互联网等平台获得了新的话语权，两者之间的“沟通”前所未有地增加，这是中国社会的进步。可以肯定的一点是中国是一个友邦之国，也一直围绕“人文、和谐”这四个字为出发点。至于传递给外界的信息就是我经常谈到的中国精神——“民生、民意、民情”，同时秉承了中国古老传统的文化理念。继中国昆明、沈阳之后，西安夺得承办的机会。从我个人角度来说，我认为是众望所归。西安是我喜欢的城市，是中国也是世界的古都，这已是获得广泛认同的不争的事实。作为国际友人，希望这次博览会圆满成功，西安，加油。

　　80后90后的划分是我了解中国的社会指标

　　华商报：在中国，年轻人被分为80后和90后，在你的书中你也提到了这个问题，在来到中国后，这两个群体给你最直观的感受是什么？作为80后，你怎么看中国的80后？就你认识和了解的80后来看，他们是否已经承担起了这个社会赋予他们的责任？

　　加藤嘉一：当然这是中国的概括，希望有一个标签。80后我先不说它是好还是不好，有好也有不好的，80后有很明显的时代背景，他是独生子女，但是90后呢，我曾经在中国人大附中上过课，他们看到80后在社会上这样那样的讽刺，之后我们怎么应对，大家觉得我们不要走那条路，应该更加的个性，就是我们不从众。我在这里讲犬儒主义，大学里反正是这样子，无所谓，跟我有什么关系，反正我努力也没有用。我是站在三十年后的角度上，三十年后他们走上中国非常主流社会的时候，这个国家会变成什么样子，他们还会犬儒这个社会吗？中国人一代比一代幸福，80后至少知道什么是折腾，但是90后非常功利主义，他们尽可能逃避困难。我不太同意这么简单的划分，但是我作为一个外国人，它也是了解中国的社会指标，为什么中国的社会媒体这么简单的概括呢？这本身也是意味着中国人本身缺乏安全感，非要这么概括。

　　中国的国学教育已经彻底商业化了

　　华商报：在中国，因为您的工作，可能对中国的教育了解得比较多，中国的教育现状和你想象中的差别是什么，在你的书中可以看到在日本，从小就会教给孩子们一些孔孟之道，而在现在的中国关于国学的教育总是争议很多，甚至有人提出来，国学教育害了孩子们，你对这样的现象和说法有什么样的感受？

　　加藤嘉一：问题是，当今中国所谓国学教育已经彻底商业化了。中国社会实质上是需要通过全民的公共配合来促进儒家教育，促使全民健康地复古，把儒家的精髓注入到每一个人、每一个角落的血液中去。但现在媒体也好，学者也好，家长也好，总有人把美好的中华传统妖魔化、商业化、产品化，总有人企图从中获利、赚钱。“思想的被妖魔化”和“传统的被商业化”是当今中国社会最大的问题之一。

　　抱着遣唐使的心情 我在西安城墙上跑了三圈

　　华商报：你的书中提到了西安，你写到西安曾经是你的先辈们不远千里前来拜见，并学先进制度的地方。对现在的西安是什么感觉？觉得现在的西安还有被外来的人学习吸取的地方吗？

　　加藤嘉一：我对西安的印象良好，我也去过西安，也在报亭上买过《华商报》。

　　西安是适合居住的地方，在生活中能闻得到文化和传统的气息。我上次在城墙上还亲自跑了三圈，感觉很隆重。我是抱着当年祖国长辈——遣唐使的心情转的，从中华的历史，我们该学什么，抱着这样的心情。希望西安能够在保持传统味道的情况下，合理地追求现代化，我相信，包括我在内的外国人向西安诉求的不是物质膨胀，而是精神面貌。本报记者 赵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