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邓海建

　　日前，为确保大运会安全，深圳警方开展 “治安高危人员排查清理百日行动”。100天里共8万余名 “治安高危人员”被清出深圳。东莞警方对此事首次正面回应称：深圳清查违法犯罪人员，不可否认会将部分高危人群“赶”至东莞。不少东莞网民抱怨东莞治安状况变差。（6月1日《广州日报》）

　　我一直以为深圳驱逐所谓“高危人员”的说法是个天大的误会。法理学中有“罪刑法定”和“无罪推定”，即便一个公民“疑似高危”，只要未经法律审判，没有违法的确凿事实，他就是一个合法的公民；就算法律有了裁定，也有应然的处罚程序，从无所谓的“清理”一说。

　　此番听闻东莞警方欲说还“羞”的表态，又让我吃惊不小：在地方执法部门的逻辑里，“高危人群”确实纤毫毕见地存在着；不仅存在，而且可感可知，可防可控。我更关心的是———这“姥姥不疼舅舅不爱”的“高危人群”，该有怎样的命运？有一点是肯定的，如果能锦衣玉食，谁也不想颠沛流离。但号称“大气包容”的深圳抛弃了他们，东莞也视其为“一块心病”……这个不能推动城市GDP、不能为城市添姿增彩的人群，他们是该选择隐身还是移居去火星？

　　社会管理上的技艺，疏浚为上，堵截为下。驱赶不是疗伤的姿势，冷漠待之反而是 “高危”发病的激素药。城市是一个生态圈，“高危人员”注定不会离群索居，他们很可能会在这种断裂中找到迸发的节点。深圳暂时远离了这种风险，也许东莞也会依葫芦画瓢，然而每一次“清理”，都会增加一道隔阂，等隔到十万八千里——— 有朝一日我们想与之对话、与之倾心博弈的时候，估计已无法联系了。

　　一个地方将“高危人员”推给另一个地方，“击鼓传花”下去的结果，社会温情丧失殆尽，且必有一个地方要为“高危”买单。在“清理高危人群”事件上，奢谈城市参差多态之美是没有意义的，真正需要拷问的是地方责任与“转危为安”的义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