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12月遭遇意外，有了妊娠反应

　　2010年12月，因为要照顾生病的父亲，萧红急切想把自己的工作调到距离父亲最近的地方。

　　那天，萧红和领导约好了谈工作的事，但是等到很晚，领导也没来，说改天再谈。丈夫的不育，因孩子问题和丈夫的隔阂等等，让萧红的“心情很失落，也很难受。”“大概晚上10点多的时候，我正走路，被人从后面打晕了，醒来后发现自己被强暴了。”萧红说，在农村，这种事是不光彩的，而且更多人知道了对自己名声不好，当时她就没报警，一路哭着跑回去，到家后已是半夜。

　　因丈夫在外地工作，萧红没给丈夫说，“我担心因为这事，给夫妻感情蒙上阴影。”可是40天后，萧红有了妊娠反应，经常呕吐，她不想再隐瞒了。

　　2011年春节丈夫写保证为孩子奉献一切

　　今年元月的一天，萧红给王涛打电话，让其回家，说有重要事商量。回到家，萧红就告诉丈夫自己怀孕了，并把自己遭遇强暴的事如实说来。“咱们买点药打掉吧！”萧红说，当时丈夫坚决不同意。“他在我床前发誓说，这是上天给他最好的礼物，他自己不能生育，要把这个孩子养育成人。”

　　后来，过春节时，萧红再次提出孩子的问题，担心丈夫将来不养孩子，“后来他就写了保证书。”

　　在王涛写的保证书上记者看到，“我向爱人保证，愿与妻子共同将孩子抚养成人……我愿为孩子的健康快乐成长奉献爱心，奉献一切。”落款有名字和时间。

　　2011年3月陪妻孕检后，丈夫说要离婚

　　有了丈夫的保证书，萧红觉得自己应该有了保障，而且公公婆婆也对她很好，“想吃什么，婆婆就给我做什么。”丈夫还不时地给萧红购买营养品，上班走之前，还给她留下600元钱，让她注意营养。“他工资不高，给我600元，我担心他没钱花，又给了他100元。”

　　今年3月13日，孕检的时间到了，丈夫王涛一早就陪萧红到西安检查，“丈夫在医院挂号，缴费，跑前跑后。”此时的萧红感觉自己很幸福，虽然之前出现了这样那样的事情，但是丈夫在尽力承担一份做丈夫及准爸爸的责任。

　　检查结束后，因丈夫要返回外地上班，就让萧红自己乘班车回蓝田。刚回到娘家，萧红就接到了丈夫的电话，“他在电话中，哼哼唧唧了好一会儿，估计是不好说，最后才说，咱们离婚吧，我问为什么，他说是孩子的事情，并说以前是以前，现在是现在，要不你就做人流，要不就离婚。”萧红说，早上还好好的，尽心尽责，现在却一下子变了，她有点接受不了。“丈夫还找了当时的介绍人劝我，但我拒绝了。”萧红说，父亲重病，孩子已经几个月了，如果做了人流，身体受不了，“再说这事，也没敢告诉父亲。”

　　直到6月9日上午，记者见到萧红时，她都不相信，这一切竟然是真的。

　　2011年6月法院审理，丈夫说倍感委屈

　　过了一段时间，萧红再也打不通丈夫的电话，“我怀疑可能被放进了黑名单。”萧红说。

　　不久，萧红接到蓝田县法院的通知，“说要送达一个起诉状的副本，说丈夫王涛将我告了，要离婚。”萧红说，当时感觉整个脑子都蒙了，丈夫动了真格的了，“我以为他只是吓唬吓唬我。”“我在怀孕期间，不能离婚啊。”萧红说，为了维权，她也聘请了律师。6月7日下午，法院开庭，因涉及隐私，法院不公开审理此案。走进法庭，萧红看到了两个多月未见的丈夫，心里不是滋味，两人对视了一下，都没说话。

　　在王涛的起诉书上，记者看到，他的诉讼请求有三个：解除原被告的婚姻关系；要求被告萧红返还其父治病所借原告家现金五千元；被告赔偿原告精神损失费五万元。

　　王涛在诉状中称，两人婚后因两地分居，感情一般，因自己生理缺陷不能育子，双方同意领养子女，但萧红一直不积极。今年1月，萧红告知王涛自己怀孕40多天，王涛怀疑，要求鉴定，萧红才说是因工作原因被人欺负了，并要求王涛同意其孕育。王涛称，他在萧红的多次纠缠下，被逼写下一份同意其孕育的保证书，事后，王涛倍感委屈，并担心若干年后，孩子被认领，请求法院解除婚姻关系。

　　蓝田县法院在6月7日开庭后，未当庭宣判。

　　（为保护隐私，文中男女双方均为化名）本报记者 刘立春实习记者 王世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