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言平

　　近日，云南男子李昌奎奸杀少女摔死幼童案引发社会广泛轰动：李昌奎残忍奸杀了19岁的同村少女后，又将她3岁的弟弟倒提摔死，还用一根绳子将姐弟俩的脖子勒紧……一审被判死刑，二审却改判了死缓，因为有“自首”这个“免死牌”。7月4日，云南省高院表示，已经派专人对此案进行重新审查，不日会将结果向社会公布。

　　用 “穷凶极恶”来定义李昌奎的罪行，恐怕并不过分。人性歹毒到如此地步，让人胆战心惊。而事实上，该案一审中就曾判决：李昌奎犯罪手段特别凶残、情节特别恶劣、后果特别严重，其罪行极其严重，社会危害极大，决定执行死刑。这样的判决，不但符合程序正义，也符合公众的正义预期。

　　但，就这样堪称合情合理合法的判决，在二审中却变成了“量刑过重”。“自首情节”也成为了穷凶极恶的李昌奎的“免死牌”，李昌奎被云南省高院改判死缓。这种判决结果的颠覆性原因，也有待进一步地“重审”。

　　如果不是公众雪亮的眼睛，李昌奎也许得不到法律应有的严惩，被奸杀的少女王家飞及其弟王家红或许只能含悲九泉、死不瞑目。而事实上，司法审判被舆论“翻案”、“逼宫”的现象已不是首例，而这些“自由裁量权”下的乱象，不但刺痛了民众渴求正义的心灵，更是践踏了法律的尊严，辜负了民众的信任。

　　法律，是运送正义最可靠的载体，惩戒罪恶伸张正义是它的本能也是本职。可是，从李昌奎一案看，法律在具体操作行使的过程中好像迷失了方向。这种本能的迷失，恐怕要归咎于法律的执行者，而执行者的迷失，恐怕又要回到那个老生常谈的司法弊病：监督不够有力。为什么一审二审判决大相径庭？为什么二审判决与民众判断有天壤之别？

　　放在死刑复核权收归高法和 “少杀慎杀”的背景之下，此案还再次衍生出“死刑存废”的问题，但存废之争只是理论性探讨，还应放到整体的司法环境中去，而不是由此给个例开绿灯。司法讲求程序正义，在现有的司法制度下，云南省高院将李昌奎改判“死缓”，不是创新更成不了先例，而是在步破坏程序正义的后尘。退一万步讲，即便要“少杀慎杀”，但李昌奎的穷凶极恶无论如何都享受不了这样的“优待”。

　　我们既不乐于看到行政权力等因素干预司法，也不乐于看到公众舆论指导司法，但从当前的司法环境来看，业余的民众为专业的司法纠偏已非李昌奎案首例。这，并不能说是舆论的胜利，也许还不能不说是司法的悲哀。

　　云南省高院表示，已经派专人对此案进行重新审查。希望审查的结果，不但要能够符合民众的正义预期，更要能够对得起法律的尊严。 （相关报道见A19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