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所农村卫生室的建立让许多乡医付出了智慧的同时还有辛勤的汗水。

伯士乡卫生室

乡村医生要分担多个为民服务项目

　　上个世纪80年代初期，农村人口还占全国人口80%，但我国人均预期寿命从新中国成立初期的36岁提高到了68岁。专家们承认，这种健康业绩的基础，是在“将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去”的资源配置大格局中，辅之县乡村三级公共卫生和医疗服务网络、遍布每个农村社区的土生土长的乡村医技队伍和合作医疗制度的“三大法宝”。因此，加强农村卫生工作，发展农村合作医疗，是新时期建设新农村非常必要的。

　　这事已经解决了?

　　今年五月初，乡医们听到风声，自己被乡卫生院副院长王勇收取的那笔保险金可以要回来了。抱着试试看的态度，乡医们纷纷向王勇讨账，很快都拿到了那笔钱。吕养社还清楚地记得，自己找到王勇后讨钱没费啥劲：“他说最近手头有点紧，要缓两天时间。我说不可能。你给别人把钱都退了，为啥还要赖着我。”一位乡医告诉记者，自己得知王勇假冒卫生局收费后很生气，打定主意，“他给钱不利索，我就到检察院告他。没想到他退钱很痛快。”

　　伯士乡伯士村卫生室主任马江涛也很顺利地拿到了自己缴纳的保险金。他表示，退还保险金很正常，因为当时就是用这笔钱起一个约束机制，现在村卫生室建起来了，退还保险金很正常。对于王勇收钱不出具相关手续的做法，马江涛并不感到奇怪，称王勇就是分管全乡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工作的，整天都见面。“他没开收条，我也没好意思要，”马江涛强调，王本人口碑不错，即使收钱也是受医院指派的。

　　马江涛面对记者询问笑着说，自己以为王只给自己没出具收条。马还向记者证实，伯士乡卫生院并未向自己收取200元的运费。至于如何原因，马江涛说自己也说不清。

　　记者在大荔县采访时，多次联系原伯士乡卫生院副院长王勇，希望王能就保险金一事，给出一个明确的说明。王勇在接通电话后，简短答复记者：“钱已经退了，这儿事情已经处理了。”然后以正在忙为由，挂断了记者电话。记者短信联系，王一直没有回复。记者希望联系原伯士乡卫生院院长，在卫生院和合疗办及卫生局被告知“人已经调走了，你自己联系。”或“钱是王勇个人收的，又是他个人退的，和其他人没关系。”在大荔县伯士乡卫生人员中，提及这笔保险金“人人自危”：乡卫生院工作人员表示，王工作很认真，领导交办的任务都会尽力完成。至于那笔钱，因数目较大，且收支情况颇为蹊跷还是不要谈及为好。被问及的乡医也对记者连连摇手：钱都退了，不说了不说了。我们还要在这以医为生。毕竟上级卫生院还是我们的主管单位。

　　“保险金”缘何还分了等级

　　当初让乡医对这份保险金感觉不正常的原因还有，卫生院收费标准也很不一致。

　　第一批申报的两家村卫生室各自缴纳了一万元，且没有降价的空间。第二批卫生院要八千元，却可以将价格压到六千元。第三批申报的村卫生室大多没有被收钱。乡医对此解释说，第一批村卫生室建立时竞争很激烈，伯士村的乡医们就怕自己轮不上，哪敢去向卫生院讨价还价。第二批参加村卫生室的都是乡医为如何组建，如何管理和利益分成有分歧，相互之间互不让步，让村级卫生室的建设和申报工作处于僵持阶段。这些村子的村卫生室极有可能因乡医意见难以统一，导致卫生室在建设初就发生流产。这可不是乡医们希望的，何况乡卫生院也会因此不能完成创建任务。第三批村卫生室都面临人员短缺，或乡医资金紧张的窘境，村卫生室对他们来说有着可建与可不建的无奈。“主要是现任的卫生院杜学英院长真心给乡医办事，才让第三批村卫生室在没保险金的情况下顺利通过。”乡医因此猜测保险金的价格等级不同的缘由：“主要是原来的卫生院借机卡大家的脖子。”

　　收的钱哪里去了

　　根据现有证据足以说明，伯士乡卫生院在2009年和2010年“一村一室”的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建设中，巧立名目，借机向辖区乡村医生收取不合理的费用，数目达五万余元。这笔钱在收取时没有出具票据，也没有进入乡卫生院和县合疗办的账目，那么这笔钱到哪里去了?

　　伯士乡卫生院现任院长杜学英反复强调：我没看到钱。然后向记者大吐苦水，描述自己上任后的苦日子。杜院长说，自己到医院后发现医院账面还不到200元钱，但外债却有80万元之多。除建设新住院部有国债30万元之外，其他的名目繁多，既有医院建设的，也有外面商店饭馆的。杜院长表示，自己上任前两天，医院还匆忙给大门口架设一块门头。没有支付一分钱，将七千元的欠账甩给了自己。上任以来，这位新任院长主要工作就是跑资金，“还医院的欠账。因为医院已经被锁了三次大门，正常工作因此会被中断。”至今这位杜院长已经带领他的员工给上届领导的“政绩工程买单数万元”。至于何时能将账还完，杜院长说自己也不知道。自己只了解到，那笔被收取的保险金最后由原副院长负责退还的。否则应该能让医院临时救救急。

　　记者接到的“神秘邮件显示”：今年5月4日左右伯士乡多名乡医将此问题向纪检部门作了反映，伯士乡卫生院相关人员闻讯后，在5月12日退还现金给各村卫生室并提醒调查就说没有这回事。伯士乡卫生院一位工作人员向记者透露，有多个部门曾到医院调查此事，但未见处理结果公开。只是原伯士乡卫生院院长在未经过审计的情况下，已经调到了徐庄卫生院。被乡医告发的原卫生院副院长王勇不久也调往该医院，与自己的老院长再次搭档。

　　是认识不到位还是有其他内情?

　　经过二十多年的改革开放，中国农村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经济有了长足的发展，然而，经济的发展并没有给农民在看病问题上带来太多的实惠。我国人口占世界的22%，但医疗卫生资源仅占世界的2%。就这仅有的2%的医疗资源，其80%都集中在城市。从1998年到2003年农民人均收入年均增长2.48%，但医疗卫生支出年均增长11.48%，后者的增长竟然是前者的近五倍。

　　“十一五”时期，我国经济社会转型过程将进一步加剧，要使这一转型能够平稳推进，整个社会需要构建严密而可靠的安全网。因此，农民的医疗卫生问题已经远远超出了问题本身，解决农民的看病难，不仅仅是尊重农民起码的生存权的问题，更是建设公平、公正的和谐社会的必然要求。

　　1993年世界银行年度发展报告《投资与健康》指出：“直到最近，(中国)一直是低收入国家的一个重要的例外……到上世纪70年代末期，医疗保险几乎覆盖了所有城市人口和85%的农村人口，这是低收入发展中国家举世无双的成就。”

　　知名学者西安工业大学教授郑升旭认为：据有关媒体报道，至今中国农村有一半的农民因经济原因看不起病，我国社会保障的覆盖面还很窄，不足以解决农民的“后顾之忧”。在广大的农村，社会保障体系基本上处于“空白地带”。疾病，像一把利剑挂在农民兄弟的头上，“看病难、看病贵”是目前中国农村比较普遍的现象。

　　在推行农村合作医疗过程中，国家免费提供基础的医疗设备，这是在合作医疗中国家补贴农民患者之外的又一惠民措施。另外，国家对乡村医生自己建医疗室的，又给每个医生补贴1.1万的建设费，方便了乡村医生，也就是方便了农民患者。因为国家给这些村医留有一定的利润空间和获取劳动收入的空间，如果加大了乡村医生的负担，他必然要将这一负担转嫁到村民患者身上。从这点上说，惠及村医就是惠及村民。而大荔县伯士乡卫生院加大了村医的成本和负担，就是加大了村民的负担，实际上就是将国家的惠民政策变了形。

　　从这种行为的性质上说，这位负责的卫生院副院长收取了村医的所谓保险金和医疗设备的运费，却不出具任何票据，而且经查，这两项收费完全没有政策依据。经记者采访上级有关部门，均称是这位副院长的私人行为。如果真是这样，那么这位副院长就是虚构事实，以非法占有为目的，骗取了这些村医的资金，从法律上讲，就构成诈骗罪，就应受到刑法的追究。虽然后来他将这些款项退还了村医，并不影响诈骗罪的构成，而且是犯罪既遂。至于后来退还了这些钱，只能认定为犯罪既遂被发现后，能够积极退还赃款而已。据此，当地公安部门本应介入，立案侦查，构成犯罪的，应当移送检察机关依法起诉。

　　然而，至今未引起大荔县主管部门和公安部门的重视，显然是不正常的。而且，国家对于贪污、挪用救灾款或者农村合作医疗款项的，还要求加重处罚。对于这样以诈骗方式破坏合作医疗的，也应参照这一精神加重处罚。

　　这里令人感到蹊跷的是，事发至今，有关部门在处理这一事件上相互推诿，是认识不到位?还是有其他内情?

　　文/图 本报记者 孙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