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目前至少有数十万计的外来工子女，来自山东德州市乐陵市大孙乡的高俊琪是其中一位。7年前他跟随父母来到北京，在民办学校上到初中毕业。因为外来工子女无法在北京升读高中和参加高考，高俊琪无奈中去一个修车铺里当学徒工，而他的梦想是考上大学。

　　这是一个能给我们日益坚硬的内心带来震动的“故事”：外来工子女在现实面前一步步后退，似乎被逼迫着直至把理想埋葬才罢休，而最后他们只能再次重复着父辈们的底层生活。

　　梦想考大学的高俊琪仅仅是一个缩影，是所有外来工子女的理想难以落地的折射。对此，当我们用“理想妥协”来描述时，透露出的是刺骨的寒冷，其中也包含着我们的无能为力。

　　进一步说，在“理想妥协”的背后隐藏着可怕的倾向：外来工子女的边缘化命运是对父辈的继承，从中可以管窥社会阶层的板结化程度。外来工子女仍然游离于城市体制之外，表面上进入了城市，但又不被城市社会所认同，使得他们在城市里处于非城非乡、进退失据的尴尬状态，处于一种双重边缘人的状态。而隐藏在边缘心理中的世袭因子，还容易导致相对剥夺感的强化和放大。

　　如此的悲情，未尝不是对社会的冷峻拷问。常识告诉我们，任何城市的发展，都不能一方面心安理得享受外来工的贡献，另一方面又阻挠着外来工及子女获得平等的公共服务。这显然背离了公平要义，也容易制造出社会的隔阂情绪。

　　正因为如此，应认识到外来工子女“理想妥协”实质是青春无处安放的问题，更是一个与社会公平、教育公平相关的社会学命题。只有当我们读懂了理想无法照进现实背后的悲怆，才能认识到外来工子女的出路同样关乎社会的良心，关乎城市的温情。朱四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