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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防队员涉嫌强奸”话题相关数据，主要参考新浪微博、腾讯微博、新浪博客。）
一起疑似强奸案引发各方舆论关注，从普通大众对事件的事实判断、舆论观感，媒体的再介入，到相关话题的延展，事件逐渐升级。如同多数发生在底层民众身上的社会事件一样，舆论在评价此事过程中夹杂着一定的“弱者伦理”，不自觉将事件和宏观社会矛盾绑架，难免武断定性。值得注意的是，在此期间，媒体部分报道细节中对当事人隐私的欠保护，也引发了大众争议。
民愤背后的弱者伦理
现今官民关系存在紧张趋势，不仅身处高位官员的负面新闻经常占据媒体头条，而且那些处在体制边缘的一线工作者也成为众矢之的，一再遭遇舆论讨伐。从长久不衰的城管问题，到这两天的“联防队员涉嫌强奸”事件，如同地理维度上城乡结合部相对混乱的治安局势，权力末梢所指之处，所面对的往往是底层民众，双方经常发生摩擦。一度引发舆论热议的“官员也是弱势群体”的说法，如果属实，则类似城管、联防队员等即是典型代表。此次事件中的当事人联防队员，从体制布局角度而言，无疑是“弱势群体”。
联防队员游离于体制边缘，并不具备多少“体制内优势”，但是对其相对方而言，他们无疑具备政府背景，代表的是城市管理方。他们经常面对的无一例外是被舆论普遍认可的弱势群体，在贫富分化和局部权力跋扈现象的驱使下，在政治体制改革的呼声中，体制内外有别，甚至彼此疏远，隔壁，体制外的弱势群体寄托了国民的关怀，获得了舆论的支持，久而久之，类似的关怀与支持就浓缩为一种弱者伦理，出身与处境成为能否获得舆论支持重要因素。“联防队员涉嫌强奸”事件无疑也受到了这种社会心理的影响，11月8日，也就是媒体报道此事当天，此话题即成为微博热点，以新浪微博为例，其相关微博数就高达33163 条，其中带短链接的微博数也达到18203条。其中不乏过激评论，舆论普遍将矛头指向联防队员，有网友甚至人肉搜索，民愤贲张之势由此可见一斑。
舆论将矛头指向相关制度
将单一的现象归因于普遍体制，是当前中国社会重大突发事件的重要舆论表现。这种归因尽管较为粗糙鲁莽，但却有一定的合理性。“联防队员涉嫌强奸”事件发生后，不少舆论指向联防队员制度，华东师范大学教授、新民周刊主笔胡展奋认为：“杨喜利这类身穿制服、手握警棍的联防队员，代表的是国家制度，那种代表政府的气势，与一般警察无异。所以，与其说他怕杨喜利这个人，不如说怕他所代表的联防制度。”而类似中国经营报主任记者叶文添主张的“罪犯要严惩，联防制度也要取消”更是代表了多数人的看法。
媒体的深度报道也印证了多数网民的看法。11月10日《南方日报》报道称：“广州、东莞各有10多万治保、联防员。在一些地方，有警察有意无意地把执法权‘转让’给治安联防队，联防队员除巡街、查居住证外，还充当着城管、交警的职能。很多联防队员缺乏基本的法律知识，成为社会的不稳定因素。”城管和联防队员这些体制边缘群体，作为制度的执行者，直接反映了制度的弊端，他们所承受的舆论压力，理应由制度去承担。
媒体部分作为引发争议
导致事件发生转折的原因，除了深圳保安联防对迅速给出回应称，杨喜利仅是单位临时聘用的员工，还包括11月9日深圳警方通报该事件的相关细节，警方称杨某利否认当时强奸，但承认之前两人有通奸行为。如此导致，事件的公共属性有所削弱，当然，舆论不能因为当事人“通奸”的泛浪漫表态而就此终止对相关责任及制度的问责，但是，因为这些细节的逐渐披露，事件变得更加不确定，而亟待正视和挽救的是，在媒体报道过程中缺乏对受害者的保护。微博上一张广为流传的相片是：受害者背对着记者的话筒，既备受委屈又饱含屈辱。受害人隐私未经保就出现在大众面前，提升了事件悲天悯人的悲情效果，但同时她的尊严也惨遭剥夺，而其割腕的经历，或许就是媒体压力之下的一次本能反应。
11月9日，央视主持人柴静就此发表了一篇题为《没忍住》的博文，在文章中，柴静提到：“杨武夫妇来自农村，可能不知道媒体强行进入私宅涉嫌违法，不知道报道中对性犯罪的受害人必须给予隐私保护，避免二次伤害的新闻伦理……这样一个新闻，被毫无尊严地，粗暴地曝光于他们的邻居，父母，孩子面前。是的，这是一场羞辱，但不是他们的。”笔者写作此文前，该博文的点击数已达580099次，评论15521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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