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算细账，个人税负并未增

　　“做减法”是近年来国家税制改革和税收政策的主基调，普通百姓的税一直在减

　　“减税的好处，我感受到了。”家住北京朝阳区的齐女士每月收入7000多元，是居民个人所得税起征点上调的受益者。“我一年能少交1000多元个税，刚好买一份大病保险。北京的生活成本高，过日子得精打细算。”她说。

　　“国家废除了农业税，收多少粮食都是自己的。今年我家卖粮挣了25000元，国家又补贴我2000多元。此外我卖养鱼苗、树种，国家也不征税。”提起政府的惠农政策，河南农民程云连连叫好。

　　国家税务总局税科所所长刘佐认为，“做减法”是近年来国家税制改革和收税政策的主基调，普通百姓的税一直在减。

　　就拿这次个人所得税调整来说，粗略计算，在扣除法定的“三险一金”和3500元的扣除额以后，月薪4545元以下的工薪收入者不用再就其工薪收入缴纳个人所得税；月薪5000元者每月就其工薪收入缴纳的个税只有10.5元，减负率达93.4%；月薪10000元者减负率也达到了58.8%。据财政部测算，这次个人所得税工薪所得扣除额上调后，全国每年减收个人所得税1000亿元左右。此外，自2006年以来，国家已经两次提高个人所得税工薪所得扣除额，还先后减征、免征对于储蓄存款利息征收的个人所得税。

　　个人所得税调整的减负效应，近两个月的数据已经显现。财政部公布的数据显示，自9月1日起实施修改后的个人所得税法以来，全国个人所得税收入9月比8月减少33亿元，10月又比9月减少了99亿元，环比下降22%。

　　“这次个人所得税调整以后，部分高薪者的税负有所增加，但是增加不多。例如：月薪10万元者每月就其工薪收入缴纳的个人所得税大约增加900元，税负上升约3.5%。一般来说，富裕人群有能力也有责任多缴个人所得税，这是调节收入分配的重要措施，也是各国通行的做法。”刘佐说。

　　“收入高就该多交税。”在北京某金融机构任职的高薪人士马先生认同刘佐的观点。“富裕人群多交个税，体现税收政策‘抽肥补瘦’的作用，我理解！”他说。

　　税收政策对普通百姓“少取多予”。刘佐举例说：“在北京等城市，公共交通企业缴纳的税收远不及政府给予的补贴多，从而间接减少了居民的税负，增加了居民的收入。”

　　●无底洞，“费”多不堪其重

　　费用名目越来越多，而且收费额度随意，加重了百姓实际负担

　　“税好算，费难缠。”在北京一家媒体工作的李先生说，车辆购置税只需交一次，买得起汽车的人都不会太计较。但过路费、年审费、牌照费……各种费加起来就太多了。“特别是过路费，高速公路收了这么多年费，为什么修路的贷款总也还不上？真不知道我们交的钱是还贷了还是路桥公司发福利了？”李先生感觉今年夏天有段时间蔬菜特别贵，他从媒体得知蔬菜运输过程中关卡林立，一路逼高菜价。“像这样流通环节的乱收费推高物价，国家给大家减税的速度再快，也赶不上物价上涨速度啊。”

　　家住黑龙江绥化市的申丽每月收入2000多元。“我倒是不用交个税，无房无车，不买奢侈品，没有税的负担。可我们收入低、又没什么门路，各种乱收费还是逃不掉、吃不消啊。”孩子的教育支出是她心中的大疙瘩，“一入托，每月就得交1400元到2000元，稍好一点的至少还需3万元的‘赞助费’。以后小学初中怎么办？国家已经实行了义务教育免费，可很多中小学还是有‘择校费’、‘课外班’等很多额外收费。不等于国家往咱这个兜装钱，乱收费又从那个兜掏钱吗？”

　　刘佐认为，收费的问题比较复杂，既有各级政府的行政性收费，也有各类经营者的经营性收费；其中有合法、合理的成分，也有不合法、不合理的成分，应当区别对待。政府收费应当按照健全公共财政体系的要求规范，经营则应当按照市场经济的要求规范。

　　中央党校校委研究室副主任周天勇撰文指出，2009年，进入预算内的收费罚款收入为8962.2亿元，有统计的预算外收费罚款收入大约为7900亿元，而无统计的预算外收费罚款收入估计在5100亿元左右，共计约为21962亿元，规模巨大，相当于税收的1/3多。目前还有不少事业机构和执法机构在实行不拨款或者差额拨款的管理体制，让拥有执法权的部门自己想办法创收。而这样做的结果，无疑加重了企业和百姓负担。

　　周天勇认为，清理乱收费，必须对收费项目和规模进行彻底清查，进行费归税、费改税的改革。禁止对一些政府部门的超收奖励和罚款分成体制，改为专门税务机构的收税和财政拨款体制。“有多少钱办多少事、养多少人，不能靠收费和罚款供养机构与人员。政府主动，人大制衡，在清理收费中形成禁止乱收费和乱罚款的机制。”

　　●腰包再鼓些，民生保障再多些

　　百姓的焦虑，很大程度上源自收入增长缓慢而保障方面安全感不足

　　百姓的焦虑，很大程度上缘于收入增长缓慢而保障方面安全感不足。

　　“每月2000多元钱的工资，沾不上低保，拿不到补贴，说实话日子还是挺拮据的。如果每月再多1000元，家里可以多吃几顿肉，每年添几件新衣裳。”申丽希望收入还能增加，改善即期消费。但说到保障，她觉得还是要靠国家：“现在每年看病要超过1500元医保才给报销，这个‘门槛’能不能再低点？”

　　河南农民程云今年45岁，他和妻子都参加了新型农村养老保险，每人每年交200元，这样满60岁以后，每个月个人账户有21元，基础养老金账户现在是每月55元。“每月养老金加起来有71元，现在什么都贵，这点钱也就是能买30斤大米。真到我们老了没有了劳动能力，平时吃的、穿的，冬天买煤取暖都要花钱。靠这点钱养老怎么够？要是国家不多给涨点钱，等15年后我开始领养老金时，这点钱更不顶什么用了。”

　　北京师范大学教授李实指出，增收入、均贫富、解焦虑，需要在初次分配过程中，逐步完善最低工资政策和工资谈判机制；提高农产品价格，确保农民收入稳步增加；改变经济发展方式和劳动力就业机构，提升就业数量和质量；提高资本市场的竞争性，增加居民财产性收入。再分配过程中，则需要增加对低收入人群的转移支付力度，完善社会保障，加大扶贫力度，加快公共服务均等化进程。

　　周天勇指出，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财政也要从生产建设型财政转向公共服务和社会管理型财政。“十二五”期间，应改革政府的支出体制。以提供公共产品和服务为主，民生事业为先，压缩行政公务支出，体现执政为民的理念。此外，对于财政预算的审计，要按透明高效的原则运行，并体现出纳税人对公共资金的管理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