崔卫平谈她初次接触哈维尔时的状况说：“进入东欧这个领域，完全出于个人精神上的困惑迷茫，我原先的表达系统突然失灵，一下子找不到任何语言来表达自己的体验。属于经验和语言的分裂，就是说从既有的经验里找不到任何语言来表述那种情绪，但当时我还不能完全清楚地意识到问题在哪儿，就是感到一种极为庞大的晦涩，感到一切都需要重新表述。”

　　崔说得很直白，她是由“一种生存经验的沉重”而发现并追随哈维尔的。上世纪90年代的时候，西方也发现了哈维尔，例如，以研究民主理论著称的政治哲学家约翰基恩，继1995年写作了托马斯潘恩的传记《潘恩：一种政治生活》之后，在1999年写了一部哈维尔的传记《哈维尔：六幕政治悲剧》。基恩喜欢哈维尔不是没有理由的，作为市民社会（现更多地被称为公民社会）的积极鼓吹者，他认为，市民社会的兴起，可以重划社会与国家的界限，扩大社会平等和自由。

　　我比崔卫平年轻十岁，但也经历过崔卫平所说的痛苦，只不过我在九十年代中期发现了互联网，变成了某种意义上的技术乐观主义者，相信技术的力量可以推动很多改变。但就像文学必将遭遇政治一样，技术也会遭遇政治。2007年，我在美国伯克利做访问，撰写《众声喧哗》这本书，研究随着一个相对独立的社会开始形成，特别是经由新媒体技术的作用，中国的公共领域与私人领域出现分化的问题。我开始系统地阅读哈贝马斯，追溯马克

　　思与黑格尔对市民社会的论述，我大量阅读这方面的各种文献，终于发现，东欧的政治活动家和知识分子曾经有过那么多关于市民社会的思考。由此我开始发现了哈维尔、库隆、米奇尼克……

　　我们的发现同西方人的发现有何不同？我们比西方人更能感受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迫在眉睫性。哈维尔讲过在上世纪70年代的布拉格接待西方“看客”的故事：他们如此热切地想要表示对一个真正的“异议分子”的支持。虽然这种友好姿态让哈维尔心存感激，但他也说到当西方人问“我们能为你做什么”的时候，他心里倍感挫折。对哈维尔来说，这样问意味着只有异议者而不是提问者的命运受到威胁。哈维尔写道：“难道对我的逮捕不是对来访者的一种攻击吗？难道对布拉格的一个人的毁灭不是对所有人的毁灭吗？”

　　哈维尔“生活在真实中”是对人之所以为人的一个基本要求，也是对日常政治的半真半假的不妥协。哈维尔从来不是一个异议分子，如有人所说：他，和追随他的我们，都是“持不同生活见解者”。我们要的是“好生活”，惟其如此，才努力建立一个“好社会”。如北岛诗云：“我是人/我需要爱/我渴望在情人的眼睛里/度过每个宁静的黄昏/在摇篮的晃动中/等待着儿子第一声呼唤/在草地和落叶上/在每一道真挚的目光上/我写下生活的诗/这普普通通的愿望/如今成了做人的全部代价。”（胡泳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