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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体
被取走右肾的安坤，事后对警方表示：“虽然有过犹豫，但卖肾是自愿的。”他是家中独子，1994年出生在安徽省北部城市一个经济不太宽裕的家庭。由于他不爱读书，与父母关系紧张。2011年3月份，他很珍惜的一台iPod touch被父母意外弄坏，而父母不愿意“赔偿”。在和父母发生口角后，他带着几百元离家出走。
在上海、北京流浪数日后，安坤发现钱不够用了。去年4月初，在北京北五环外一家黑网吧(不要求身份证登记)上网时，一个陌生QQ号码与他互加为好友。闲聊之中，对方提到卖肾的好处：一次能赚几万元，除了不能干重体力活，和正常人没区别。
在此人反复劝说下，加上手头拮据，向父母要钱又难为情，安坤答应卖肾。从聊天中，他得知，对方是河北保定人，“友善、能聊”。他是安坤在这条卖肾链中遇到的第一个人。
几天后，安坤按照其安排乘火车到河南郑州，见到当地自称“小飞”的中介人，郑州是国内非法买卖肾器官的一个重要据点。2010年和2011年，郑州市警方连续破获多起非法移植器官案件，其中数起已被以非法经营罪交付司法审判。在郑州，他被告知，原先要接受移植的“受体”突然有事，因此要去其他受体所在之地。他被安排前往南京，而后赶往安徽滁州，随后，又被中介人送上了去往湖南郴州的火车。在滁州期间，他还遇到了另一个供体张杰(化名)，后者被中介安排到了山东济南。
在郴州，接应安坤的是中介人尹申和老何。湖南年轻人尹申自称在做中介之前，也曾卖过肾，他“安慰”安坤，卖肾前后身体没什么差别，工作生活也都没有影响。在郴州还有另外一个供体黄某，两人的受体都是马来西亚人，供受双方在郴州见面。这两名“供体”——黄某和安坤，事后分别从中介手中拿到2.8万元和2.4万元。
在198医院动过手术后，安坤住院休养了三天左右，决定回家。另一中介人老何给他买了一个背包，将剩下的2.2万元现金放入其中。安坤用这笔钱购买了自己喜欢的电子产品。
据目前公开披露的多起非法买卖器官案，黑市供体多为学生、刚进入社会的青年人。这些人因经济拮据、年轻、健康、易被说服而受到中介的青睐。
中介
老何名叫何伟，40岁，湖南道县人。何伟在安坤回家前告诉他，如果有认识的朋友想卖肾，可以带过来，能“拿到一定的提成”。
何伟希望安坤像尹申一样，成为卖肾链条向外扩张的一部分。尹申目前负责在网上联络其他中介递送过来的供体和受体。作为曾经的“肾源”，他从供体演变为中介，并将之变成自己的“职业”。他的工作还包括安排供体和受体的食宿，并且在适当的时候给他们以精神安慰，以“帮助”完成手术。
这种身份转换不是孤例。在目前公开报道的多起非法买卖人体器官案件中，由卖肾者转化而来的“肾源中介”比例很高。
何伟在昆明被郴州警方抓获。起初他自称“仅仅是跑腿的”。但实际上，他的工作是负责联系医院和医生，在整个链条中扮演了关键的角色。通过郴州新闻网工作人员唐世民介绍，何伟认识了承包198医院男性泌尿科的福建商人苏开忠，而唐在其中穿针引线获得的报酬是3万元。
愿意合作的医院和有资质主刀移植手术的医生寥寥，而何伟提供了整个链条中的关键资源。
至于受体的来源，据尹申供述，此案中两位马来西亚人都是在互联网上通过其他中介人联系的。这两人则是通过互联网上活跃的“旅游移植”网站来到中国。
所谓“器官旅游移植”，即外国居民以旅游的形式来到中国接受器官移植。由于价格相对低廉，每年都有类似案例发生。
这种与支付能力较弱的国家病人争夺器官资源的行为，违背了世界卫生组织所倡导的伦理准则和国际惯例。尤其是2009年“17名日本人在中国通过旅游方式接受器官移植”事件之后。中国重申坚决禁止此举。
此前2007年7月，卫生部即发布《关于境外人员申请人体器官移植有关问题的通知》，要求人体器官移植应优先满足中国公民需要，“医疗机构及其医务人员不得为以旅游名义到我国的外国公民实施人体器官移植”。同时，对于违反规定的医疗机构及其医务人员，将给予严厉处罚。但随后数年，仍不断有旅游移植现象被媒体曝光。
在卖肾链条中，互联网的作用至关重要。一位经办此案的警察对《财经》记者表示，如果没有互联网，就不会有这么有效的卖肾中介组织。据警方介绍，卖肾中介一般都有自己的QQ群和网站，各地的中介人通过互联网分配资源，每个角色都能按贡献大小分一杯羹。
在互联网上，一度有许多所谓“肾源公司”在自己的网页上留下QQ号码或者手机号码，以招徕生意。经几年打击后，这些肾源公司的页面多数已打不开，但中介们并没有消失，只是变得更加隐秘，他们彼此之间多数只在网络上交流，连面也不见。
这些肾源公司背靠着一个广阔的市场：不算旅游移植，中国每年有近100万依靠透析维持生存的肾病患者，而在2011年，国内全年合法进行的肾移植还不到4000例。
市场缺口带来的暴利催生了这些组织，而这些组织完善后，不仅仅“满足”国内市场的需求，还使得中国成为许多外国患者“移植旅游”的目的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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