受困于捐献者“变数”较多，捐献的器官不能被公平分配，我国的移植器官资源严重匮乏。从而使得在捐献者、医院科室承包商、逐利的医护人员和有需求的人士之间形成了一条地下器官交易的完整链条。

　　卖肾学生

　　获利2.4万

　　湖南郴州，198医院男性泌尿科科室。室内两张并排的手术台上，分别躺着年仅17岁的安徽人安坤(化名)和一名中年马来西亚人。这里正在进行一场颇具技术难度的手术：五名外聘的医护人员将前者的右肾摘下，植入后者体内。

　　2011年4月28日，一起地下器官交易的移植现场。此前的体检报告显示，安坤的肾脏左小右大，左边可能发育不良，而对方要求的是健康的肾脏。手术台上，这位离家出走后缺钱的高中生，在麻醉后右腰部被切口……

　　马来西亚病患的肾脏并不割除，那枚健康的右肾被移植到他的右髂窝内，即右侧大腿根部与腹部交界处。

　　受体因患有尿毒症，常年靠透析维持生存，由于在本国等不到肾源，他选择来中国“旅游移植”。仅需支付20多万元，他就能获得一枚黑市肾源。因术后不久即离开，至今警方关于他的信息寥寥。

　　这枚右肾留给安坤的是2.4万元，以及右腰部一条狭长的疤痕。安排手术的中介对他说，健康的成年人割除一只肾脏，对身体的危害不算巨大。但术后，安坤却感到身体严重不适：头晕、体力下降、没有食欲、浑身难受。他越来越消瘦。在回到安徽老家后，他的疤痕被母亲看到，探明情况后报警。

　　法律空白 多以“非法经营罪”处理

　　郴州警方在立案后，从这个非法移植肾器官地下活动中的“肾源”入手，先后拘捕了十余名犯罪嫌疑人。

　　依附于中介人之间的网络，由年轻的卖肾者、医院承包商、逐利的医护人员和有需求的境外人士组成的一条完整的地下器官交易链条渐渐浮出水面。

　　这个非法链条的存在，源于器官市场供需间的巨大缺口。不包括外籍人士的需求，国内每年也有约150万名患者因末期器官功能衰竭需要移植器官，但其中能等到移植机会的只有约1万名。

　　除了器官紧缺外，由于国内器官捐献体系尚未建立，医疗监管不力，法律法规缺失，使得器官移植在黑市上猖獗。

　　司法机关面对此类买卖人体器官案件，多以“非法经营罪”处理。

　　卖肾者 变身“中介”

　　通过对安坤的调查，警方了解到器官移植中介人尹申和老何。据披露，黑市供体多为经济拮据的青年人。老何名叫何伟。何伟希望安坤像尹申一样，成为卖肾链条向外扩张的一部分。尹申目前负责在网上联络其他中介递送过来的供体和受体。作为曾经的“肾源”，他从供体演变为中介，并将之变成自己的“职业”。他的工作还包括安排供体和受体的食宿，并且在适当的时候给他们以精神安慰，以“帮助”完成手术。

　　在多起非法买卖人体器官案件中，由卖肾者转化而来的“肾源中介”比例很高。

　　据调查，在进行换肾手术之前，受体和供体须先在医院接受体检，确定符合移植条件。

　　据介绍，何伟负责找医生，每例手术收费5万元，其中包括急诊科医生、护士和麻醉师每人3000-5000元不等的酬劳。

　　“旅游移植” 外国患者首选中国

　　至于受体的来源，据尹申供述，此案中两位马来西亚人都是在互联网上通过其他中介人联系的。

　　这两人则是通过互联网上活跃的“旅游移植”网站来到中国。

　　所谓“器官旅游移植”，即外国居民以旅游的形式来到中国接受器官移植。由于价格相对低廉，每年都有类似案例发生。

　　在卖肾链条中，互联网的作用至关重要。一位经办此案的警察表示，如果没有互联网，就不会有这么有效的卖肾中介组织。据警方介绍，卖肾中介一般都有自己的QQ群和网站，各地的中介人通过互联网分配资源，每个角色都能按贡献大小分一杯羹。

　　市场缺口带来的暴利催生了这些组织，而这些组织完善后，不仅仅“满足”国内市场的需求，还使得中国成为许多外国患者“移植旅游”的首选目的地。

　　有关条例 今年或出台

　　2007年最高法院收回死刑复核权，以及同年颁布《移植条例》，均为器官移植的合法化作出了努力。

　　这缘于中国面临器官严重匮乏，以及死刑犯器官移植、活体器官买卖带来的内外压力。

　　多年来，中国器官移植的压力未能改观。中国每年有约100万终末期肾病患者，约30万终末期肝病患者，而每年的器官移植手术仅约1万人次。

　　此外，相关压力还来自于活体器官移植，因为活体移植并发症的产生有违“无损害”的医学伦理原则。活体移植带来的器官买卖问题，更令人担忧。

　　2010年10月，卫生部组织拟定《移植条例(修订稿)》(征求意见稿)，对活体器官移植出现的问题作了进一步规范。值得注意的是，黄洁夫曾于去年3月表示此修订稿可望在当年出台，却至今未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