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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成长是场滔天的洪水，我们都会被其淹没。纵然可以以“过来人”的身份，去凝视那些懵懂的青春，但无可逃避我们也曾是苦苦挣扎的一员。就像歌曲里唱的那样——黑板前面高高的讲台，欠了老师许多作业的债；唱不够的变了调的歌谣，课上课下发不完的呆……
如今的孩子，还有时间来发呆吗？近日，陕师
大附中杨林柯老师因一封写给家长和学生的万言信，再次触及到了我们对中学教育和生命成长之间关系的深刻共鸣，也再次让我们重新思考中学教育的终极价值。本期评论周刊，特约不同年龄、不同身份、不同地域的人，一起写一段“我的中学，我的老师”。在时光的反向奔跑中，经由个体的成长之路，我们能看到时代，进而体察我们的教育能否变得美好的可能。
那些“不务正业”的老师们
■吴怀尧（中国作家富豪榜创始人）
中学：湖北红安
“2011第六届中国作家富豪榜”发布之前，我和郭敬明在上海有过一次对话。期间聊到初中时的一些经历，我才知道，原来今日的中国作家新首富，学生时代是标准的三好生。
郭敬明小时候身体差，大部分时间都待在家里，埋头看书，阅读量大，学习成绩也很好，父母放心，对他大量阅读课外书也不反对。小学二年级，他开始投稿，最初写一些类似通讯的东西，比如学校组织了一个活动，然后按照语文老师教的方法，写好邮编地址，给报社投过去。
聊到文学启蒙，郭敬明对语文老师的感激，我完全可以理解。我相信，一个人在成长过程中，在具备自我教育意识之前，遇到一个好老师，人生会变得大不同，关于这一点如果要举例说明，我愿意拿我自己说事。
刚上初中那一年，我课里课外痴迷武侠小说，金庸、古龙、梁羽生、温瑞安等人的作品，一本接一本读，废寝忘食，武侠世界中的飞檐走壁和锄强扶弱，满足了一个初中生对世界的想象。在2000年左右，互联网方兴未艾，远未蔓延到南方闭塞的小镇，我想到两个笨办法：一是趁每天中午回家吃饭的机会，看央视《新闻30分》，了解最新资讯；第二就是通读《现代汉语大词典》，学习词语蕴涵的智慧和经验。
随着阅读的不断深入，我也开始手痒痒，时常写一些题目大得吓人的文章，我现在还记得起篇目有《论中国人的和亲政策》、《贪污的起源》，当时各门功课，已是愁云惨淡。到了高中，幸遇语文老师赵小广，他看了我写的那些“文章”，赞不绝口，当成范文在班上朗读，还推荐给高三的老师读给高三的学生听；早自习时，他经常把我叫出去，和我畅谈文学，点评我最新的作品，鼓励我的话有时接近吹捧……
对于一个非三好学生来说，赵老师的这种猛烈鼓励，无疑是雪中送炭，让我多了几分自信，不至于妄自菲薄。在有些同学看来，赵小广对我的鼓励，有些不务正业的味道，但对我来说，却是恰逢其时。不久后，我辍学去了北京，开始了一种全新的生活与经历，此前的阅读和写作，和赵小广老师那“不务正业”的鼓励，使我能做自己感兴趣的事情，在文化界和媒体界中谋一立锥之地。
但现在有些家长老是觉得小孩看课外书会影响学习成绩，万一碰到个性一点的老师，给学生讲一些课本之外的知识，部分家长还觉得这样的老师误人子弟。那次在上海和郭敬明聊天时，我问他怎么看，他的回答我完全同意，兹录如下：“关键还是要看这个小孩的兴趣是往哪个方向发展，如果他本身对文学兴趣浓烈，在语言方面有天赋的话，其实看文学类书只会对他有好处，不会有任何的负面作用。就算他将来不当作家，阅读对他的人文修养也能起到重要帮助。”
我的船长 我的杨先生
■吕明合（《南方周末》资深记者）
中学：浙江温州
只有在遇到各种愚昧、充满戾气，欲摧毁人的性灵而后快的“坏教育”之后，你才会常常想起在短短的一生中，遇到如杨林柯这样一位老师，是何等的幸运。
于我人生的旅程中，我所遇到的良师也姓杨，叫杨更生。杨先生来自浙江的一所重点高中，应该是教育理念的不同，辞职后任教于我所就读的私立学校。记得当时魏书生的素质教育方法正开始在教育界流行，杨先生正是其同道者。
杨先生只教了我们两年高中语文。但直至现在，他依然是我们高中同学相聚时，感恩最多的人——正是那短短的两年，却塑造了整整一个班同学自由的心灵。杨老师上课，从来不用教科书，总是天马行空。有时候他跟我们叹息早夭的梁遇春、庐隐，有时又议论阴郁浪漫的郁达夫、恬淡文雅的梁实秋、性灵自生的丰子恺……有时，他又崇拜胡适，积极鼓励我们探讨时事，用崭新的视角去观察周围的世界。
杨先生是一位典型的文青。卧室中堆满了各种文史哲书籍，教学之余，手不释卷。从先秦古籍到明清世俗小说，从尼采、叔本华到罗素、陀思妥耶夫斯基……无一不有。在课余，他的卧室成了我们更便利的公共图书馆。在短短的两年内，他亦师亦友，始终与我们保持着平等无碍的交流。
那是多么美好的青春啊。在习惯僵化的教科书多年后，自由忽然迎迓而至。在本该为应试全力以赴，沉默、忧郁、迷惘的高中，我们却领略了那么多真性情的美。直至现在，我依然能背出他给我们讲读《红楼梦》中那段宝黛间关于爱情的经典对话，“任凭弱水三千，我只取一瓢饮。”“瓢之漂水奈何？”“禅心已作沾泥絮，莫向春风舞鹧鸪。”“禅门第一戒是不打诳语。”“有如三宝。”
多年之后，我在观看《死亡诗社》、《放牛班的春天》、《地球上的星星》这样的电影时，听到惠特曼“船长，我的船长”的诗被朗诵时，总是会想起杨更生先生。
时间倏忽远去，庸常如期而至。十五年后，青春期的文学梦虽已不再，我却庆幸自己的心灵在自由思想的荡涤之后，柔软宽容，正不疾不徐地接近真知。
一年之前，我刚刚高中毕业的表弟让我开书单。想起我的老师们，我不由开列了托马斯潘恩的《常识》，李渔的《闲情偶寄》，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死屋手记》诸书，以期让他在破除迷信的同时，要懂得如何欣赏美、制作美。
好的老师也许就是这样的吧，平等交流、以身作则，在开启知识和思考之门同时，又是人格修行的榜样。
有时候，他颠覆叛逆、特立独行，宛如烈火，燃烧你的青春；在你狂热时，又如同寒冰让你冷静，学会理性、平和、宽容地理解这个世界。
如此百年之后，俯仰之间，他的学生，才不愧做一个独立的大写的人。
青春的腰杆因谁挺立
■单士兵（知名媒体人）
中学：江苏淮安
当我走进中学校园的时候，身后时代列车恰好从上世纪80年代末驶进了90年代，作为一个懵懂的乡土少年，我根本不明白，那个时代车轮到底从何而来，将要往何处去。那车轮之下，到底辗压过什么；那拥挤的车厢里，到底承载着什么。我只知道，列车呼啸而过，我已坐在中学教室里眼望四角天空。那是苏北一所极其普通的乡村中学，叫南陈集中学。
那个年代的乡村中学，考上大学跳出农门实在是很奢侈的事，依稀记得，我所读的中学，高考常会被称为“剃光头”，就是没人考得上大学。我刚上中学那会，依然延续着每天起来打完猪草放完牛，才往学校方向走。中途，保不准就被一条从水塘里跳起的鱼儿勾引，卷起裤管冲下去折腾老半天。漫不经心地混到高中，感觉到自己喉结凸起胡子长出，眼光也会直勾勾落在女生身上一时不知移开，耳边却无时无刻不在萦绕着老师的话语——爱情事小，前程远大。
被我目光锁定的那个女孩，除了长得好看，也是班上学习成绩最好的。这一点，很像那部电影里的沈佳宜，当然，我也毫无悬念地扮演了差生的角色。在那位女生的帮助与刺激之下，我内心激荡起凌云之志，文科成绩一路飙升，迅速挤进优生行列。不幸在于，自己数学极差，初中做不了小学的题，高中做不了初中的题，这令我几近崩溃。不论是追女生，还是考大学，我都被同学老师浇过“癞蛤蟆想吃天鹅”的冷水，只不过，这盆水到我这里，变成了酒和油，愈加混沌迷乱，也越发激情燃烧。最关键的时候，是能有人不是给你倒上一桶灰，而是把你身心洗干净，重新启程。
我的青春终于腰杆挺立，人生没有被扳倒在青涩与激情混杂的泥土，就是因为有几束目光，从我头顶直视而下，或是威严，或是慈爱，或是平等。总之，我无法躲避，只能盛起来，带着五味情感艰难消受。这些光亮来自于我的老师。数学老师高传志，每晚自习课停电后，对我单独辅导，耐心细致，不断勉励。在煤油灯下，我吸纳知识，他吸进油烟。我答题分数慢慢提高，他咳出黑痰越来越多；语文老师李景兰，她把我的文章第一次变成铅字张贴到全县很多教室的黑板报上，让我体会到写作是一种与心灵对话的最完美方式；年轻帅气的历史老师卜贤昌，让我读懂历史的幽深与残酷，更让我懂得如何不沉沦于现实情感的虚妄……
后来的人生也与那部电影里演绎得极其相似。我们离开中学校园，离开关爱我们的老师，走进大学，在不同的城市，越走越远，在某个时间的拐角转身，从此消失得无影无踪。天空没有感情的风筝，更懂得当年老师付出的珍贵。我曾经也在城里一所很好的高中做老师，然而，自己终究没能像歌中唱的那样，“长大后我就成了你，才知道那块黑板，写下的是真理，擦去的是功利。”
他们一直默默无闻，但在呼啸而过的新时代列车背后，他们是真正的坚定推行者。
浑浑噩噩的升学季
■宫铃（台湾媒体人网名“胡同台妹”）
中学：台北
来到大陆多年，始终知道着一件事，那就是大陆升学压力很大，而且最痛苦的是，为了考试需要背诵各种“标准答案”。
我算是幸运的，虽然在台湾也是升学主义，但刚好遇到社会转型的年代，压力虽然很大，但学校以及老师的管束并不严苛。初中时，学校还有着发禁，也就是规定男生头发的长度不能超过手指头的厚度，女生则是清一色的“西瓜皮”，也就是后发根与耳垂等齐，直发，不能有刘海，就像是顶着一个西瓜皮套在头上那样。在初中那个青春期伊始，原本没有刘海的我，却特地去剪了个刘海。
最有意思的是，我完全不愿意跟“好学生”在一起，觉得他们都很“呆”，然而由于我的课业成绩还可以，我的班导师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让我混，我的父母也不会过于在意这些“小地方”，但严格要求“不准恋爱，不准逃学，好好读书”。到了初三，我觉得是幸运之神眷顾，在分班考试时，我通过了进入A段班（全力冲刺目标升学），但其实在考试前我根本不知道那是场分班考试，我就这么浑浑噩噩地混进了升学班里。
说了这么多，没有提到学校、老师乃至家长，其实在我眼里，他们对我就是尽了本分，我的外在条件跟同学们完全相同，母亲对于我要补习让我自主决定，没有强迫，老师虽然都有私下开设课后辅导班，但也不强迫，学校就是无条件提供教室让同学们自习，也不强迫，所以我必须自己强迫自己，为的是“不能当女工”这个念头。
我经常跟有小孩的大陆友人们说，世界趋势瞬息万变，今天重要的，到了小孩子长大了还重要吗？为什么要为了这些可能会再也不重要的东西，剥夺小孩生命中最重要的童年与青春？通常友人们会追问，“小孩的教育怎么办？”我的观点是，家长只需要给小孩“两颗心”，一是能够面对挫折的坚强心，一是对世界永远好奇的好奇心，这两颗心足矣。
当然，基础知识是重要的，但自主能力与思考更加重要，因为世界随着科技的发展，知识越来越多且细腻。人与人之间的交流方式越来越多元，在这样的环境下，你真的确定你所坚持的好东西，对孩子们仍然是吗？
我看着大陆社会，大人们拼命赚钱而失去与家人的相处，金钱、房子、地位成为唯一的追求，这中间丧失的是心，是情感，前几天我看到新闻说，有些所谓的管教学校虐待孩子甚至性侵女学生的不幸事件，我不禁要问，家长呢？谁来“管教”家长？
许多年轻网友告诉我，他们很幸运，在学校遇到一些好老师告诉他们课本外的知识，让他们懂得用自己的眼睛而非大人们所强加赋予的眼睛看世界，或许你会害怕，换个思维教导孩子会不会害了他？但我要说的是，每个人都是独立个体，包括你的孩子，生命是如此独特，有着各自的模式，你无可决定。因为他们的喜怒哀乐只有他们自己能承担，一如你的喜怒哀乐只有你自己点滴在心头，爱他就请给他坚强心与好奇心，只有这两颗心，才是他一生的财富与面对世界无可取代的武器。
饥饿年代的梦
■狄马（作家）
中学：陕西子长
像所有穷急了的家长一样，父亲本希望我在初中毕业后就能考上中专，来改变世代隶耕的低矮门庭，但令他失望的是，我两年中考都没有过线。至今我仍清楚地记得，1985年的夏天他从镇上看榜回来，我见脸色阴沉，就知道了大概。他拿一把小刀正在刮脸，对我的询问似乎没有听见。我在镜子里看到了他的脸，脸上写满轻蔑。
无奈之下，我只好到县城里读高中。父亲送我到宿舍门口，我见他在雨中离去，心里却升腾起一种少年人的忧郁。我知道，从此要我一个人在这所离家六十华里的中学里寄居了。雨连下了半月，预定的教室开始漏水，我们无法正常上课，就整天待在昏暗的宿舍里，来排遣这雨中疯长的想家滋味。
这一届的新生共有六个班，我被分在了一个大家都叫快班的班里。所谓的“快班”就是把中专没有考上但成绩优异的学生挑出，由一些学校认为优秀的老师代课。但一年下来我的成绩总不在前列，因为从初二开始，我对数理化就失去了兴趣，成绩勉强及格就算不错了。高二开始分文理科，我自然报到了文科。数学虽然还在学，但理化从此离我而去，这使我的成绩大大提高，竟然连续两年都在班上名列第一。
困扰我的最大问题是吃不饱。它几乎伴随着我度过了全部的青少年时代。学校食堂的馒头号称是四两一个，但如果放开肚皮，我大概可以一连吃四个。菜是陕北地区常见的烩菜，稀的时候能看见人影。汤喝净后，碗底上能看见泥。泥刷出去，再加点开水，这水还能喝出菜味，这样就可以坚持到晚自习下了以后。
身体的孱弱并不影响想象力的疯长。一个人即使吃得再不好，也要长大。像那个年代所有的少年人一样，文学是我心中最大的梦想。高二时，在子长中学我组织了一个文学社，社团的名字现在想不起来了。只记得大概有七八个爱好文学的同学，像模像样地召开了两次社员大会，选出了本社最高的领导人和常委会，有一些同学竟然因为不能“入常”而偷偷哭泣。作为本社最高领导人，我指定一个叫郝翠云的女生画插图，其他社员负责写稿。油印了几期，终因为后力不济，无人再写而散伙。
文学梦破了，但惹来的麻烦却开始了。外班一个同学暗恋我社的一位女生，他以为这女生的横眉冷对是由于我从中作梗，于是叫来几个地痞趁黑下手，我被打得鼻青脸肿，血流如注。这还不够，趁我上晚自习时潜入宿舍，将我的小箱子撬开，偷出所有的生活和学习用具，事后还洋洋得意地向人炫彩。从此，我知道人世间有一种境地叫凶险，有一种嘴脸叫无耻。
终于熬到毕业了，英语老师贾向明在自习辅导的时候说了一句话：北大、清华你们就不要想了。原因很简单，营养赶不上！当时不信，以为瞎说；榜文一放，才知此话是至理名言。
高中生活使我知道，世界不完美。家长和学校没有必要营造一个玻璃罩给学生。如果非要营造，也迟早要打破。与其将来打破，不如不要假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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