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月18日，于建嵘在北京的律师年会发言。在任何活动中，一有发言机会，他总是把自己的慈善事业宣传一番，这已成为他对社会进步梦想的重大实践本报记者刘斌摄

　　迟夙生 第九届、十届、十一届全国人大代表，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夙生律师事务所主任

　　慈善之困

　　2011年6月20日，郭美美事件引发公众对中国红十字会的信任危机。然而，在政府公益遭遇瓶颈之时，在微博这一平台的支撑下，微博打拐、免费午餐、大爱清尘等民间公益活动纷纷开展。民间慈善异军突起。

　　作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问题研究专家，于建嵘教授有些“不务正业”。自从中国有了“微博”，他在微博上的名气就远远大于自己的学术身份。

　　2011年开始，他又多了一项新爱好——做慈善。2011年1月25日，他发起了“微博打拐”行动，于是，亿万网友关注这项公益活动，随手拍流浪孤儿成为一种潮流，中国至此进入“微博公益元年”。

　　去年4月，公安部认可了这个民间发起的公益活动，并建立了全国打拐DNA信息库，用高科技手段解救被拐儿童。截至去年11月11日，已经有876个孩子通过数据库找到了父母。这期间，于建嵘一直也没有闲着。

　　“随手”发起的民间慈善

　　于建嵘住在北京郊区的宋庄。自从有了微博，他就换了Iphone手机，每隔两分钟，总会不自觉地看一看。他的微博留言，总是和“良心”、“公益”、“道德”、“维权”等字眼有关。

　　2012年以来，他在忙的事情是“随手关爱乡村教师”的公益活动。这是他自“微博打拐”、“随手街头救助”、“随手送书下乡”这三大公益行动之后的第四个公益行动。

　　这几年，于建嵘奔走在全国各地。2012年2月1日，这一天让他记忆犹新，他到内蒙赤峰喀喇沁旗下瓦房村走访贫困教师刘老师。刘老师自1981年担任民办教师，从教已三十年，现虽转为公办教师，每个月可按时领到工资，但由于她丈夫是本地的农民且长期生病，她本人前几年也因肺部有肿瘤开刀，生活十分困难。

　　刘老师说，这些年为救济她家，教育局和学校也想过很多办法，但得到的救济十分有限。家里实在贫困，在外读大学的女儿由于没有钱，今年都没有回家过年。

　　“说到这里，刘老师哭了起来。”于建嵘告诉本报记者，“我不只是在做慈善，而是在挽救中国人的良心。”

　　为了扩大规模，他把自己的慈善总部设在了宋庄。开展随手街头救助后，他收到了大量的旧衣服。其实，现在一些公益组织不愿意收旧衣服，主要是怕消毒和清洗运输费用。但他们这里，常年接受旧衣服捐赠，并组织清洗消毒后捐赠到贫困的农村和其他需要的地方。

　　就是这样，于建嵘用自己创造的“随手”概念，用一连串自己都不相信能做成的事，迅速揭开了民间慈善的序幕。

　　世界上也有免费的午餐

　　在民间慈善的进程中，另一个重要的人物是《凤凰周刊》记者部主任邓飞。2011年4月，邓飞借助微博力量，发起了乡村儿童“免费午餐”活动。2011年3月，邓飞以天涯社区2010年年度记者的身份，被邀请参加天涯社区的一个年会。当时，贵州的一个小学女老师坐在他身边。闲聊了几句，邓飞敏感地注意到，贵州当地的小学生没午饭吃。这位老师告诉邓飞，老师每天去吃午餐时，必须要端着饭盒到宿舍去吃，因为她们没办法忍受孩子们那种渴望的眼神。

　　“当时听到这些，我们心里都很难受。”邓飞说。会后，邓飞去了这所学校和周围的其他学校，结果发现：没有午餐是几乎所有贵州山区小学的普遍现象。大多数孩子不吃午饭；家境好一些的孩子，会去周边的小卖部买方便面和饼干之类的充饥。更可怕的是，这些小卖部的食品很多是没有包装、没有商标的假冒伪劣商品。

　　经过走访邓飞发现，当地的山村小学里大都是留守儿童，父母不在家，由爷爷奶奶照顾。但因为家里农活多，又有很多孩子需要老人照料，所以让孩子们定点吃上一顿午饭成为一件奢侈的事情。加之，撤点并校后，孩子们上学往往都要走很长时间的山路，所以回家也变得不怎么现实。

　　“微博打拐让我看到了微博强大的社会动员能力，那我们就在微博上发起活动，筹募资金，给小朋友做午餐。”邓飞说。

　　4月份开始，邓飞的免费午餐活动正式启动。短短大半年时间，它就募集到了3300万善款，覆盖了13个省的110所学校，创造了民间慈善公募的奇迹。

　　2011年10月26日，邓飞的民间慈善“免费午餐”行动获得了国家层面的支持。国务院总理温家宝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决定启动实施农村义务教育学生营养改善计划，计划中首要的一项措施是：中央财政按照每生每天3元的标准，为试点地区农村义务教育阶段学生提供营养膳食补助。

　　试点范围包括680个县（市）、约2600万在校生。国家试点每年需资金约160多亿元，由中央财政负担。

　　邓飞下一步的计划是，尽管国家已经开始实施国家级贫困县的“免费午餐”计划，但一些省级贫困县仍是空白，他将继续对这些地区采取公益资助。而在此之外，他还打算在2012年启动“未成年人大病免费医保”活动，除了农村的“新农合”之外，为这些孩子启动多一份的医疗保障。

　　民间公益的尴尬困境

　　除了“微博打拐”和“免费午餐”，2011年度发生了太多的民间公益故事。如著名记者王克勤发起的“大爱清尘，救助尘肺病人”行动，以及于建嵘再次发起的“随手送书下乡”、“随手资助乡村教师”等活动，在郭美美事件之后，都让人看到了民间慈善的曙光。

　　民间慈善事业，以推动慈善变革的巨大力量，进入了公众视野。但就在2011年，郭美美的炫富事件，却让官办公益进入了低迷期。

　　于建嵘坦言：“在郭美美事件之前，民众对于官方慈善事业的疑虑，给了民间慈善一定的生存空间。而在郭美美事件之后，这种空间就越来越大了。”邓飞说，郭美美事件之后，民众反而加大了对民间慈善的捐款。

　　在于建嵘看来，慈善是一项对民众信仰的挽救行为，所以在官方慈善遭遇瓶颈的时候，民间慈善正好满足了大众的需求，释放了他们的情感。

　　此前，于建嵘接受《南方人物周刊》采访，曾直言“红十字会不适合做慈善”，而几个月后，他改变了这一看法：“官方慈善也是慈善，只不过它更需要良好的监督体系。而民间慈善毕竟只是一小部分，是官方慈善的补充，两者是可以兼容的。”

　　对于邓飞的“免费午餐”行动，于建嵘认为比自己的“随手拍”行动更难以操作。“事实上，我提出‘随手’这个概念，着重点在于每个人都可以做，每个人也都有能力做，发掘的是每个人人性中善的东西。”

　　记者了解到，事实上一部分民间公益活动，得到了官办慈善挂靠的资格，可以进行公募，包括邓飞的“免费午餐”，更希望得到独立公募的资格。记者了解到，目前中国的NGO组织里，只有李连杰的“壹基金”在深圳地区拥有了合法公募的资格。

　　“目前最大的困难其实并不是公募资格的问题，而是我们民间公益组织和民众沟通的问题，比如这些善款捐来了，我们到底花多少钱才算合法？民众希望我们工作人员最好是零工资，但这种看法是错误的。我们必须核算成本，但要说花费达到30%，那么就肯定会被别人骂。”邓飞坦言，和民众之间建立这种对话交流的机制，是目前民间慈善最紧迫的任务。

　　对话代表

　　政府对民间公益不应仅仅“不反对”

　　华商报：这30年来，从您给社会底层提供免费的法律援助到声援“微博打拐”，您如何看待民间公益的崛起？

　　迟夙生：我认为民间公益值得鼓励，这是律师眼中的“见义勇为”，是社会文明进步的一个标志。当然民间公益现在的处境还很艰难，包括公募的资格、资金的管理等。这是一个任重而道远的事情。但如果有人认为民间公益不合法，那么这是对民族道德的亵渎。

　　华商报：我知道您一直在法律层面做公益事业，在微博民间公益崛起的一年中，您付出了很大的努力。

　　迟夙生：从于建嵘开始做“微博打拐”，我就认为这是一个民间慈善力量崛起的好机会，去年的两会，韩红、濮存昕等代表联合我提交了议案，要求政府解救被拐儿童，到邓飞前几天做未成年人大病免费医保，邀请我做法律顾问，我都毫不犹豫地答应了，民间公益需要我们每一个人的力量。

　　华商报：郭美美事件后，官办公益饱受质疑，而民间公益欣欣向荣，您如何看待这两者的关系？

　　迟夙生：郭美美事件促进了官办公益组织的转型，更加公开透明、更加有秩序和尽到更多的义务。民间公益是官办公益的一个很好的补充，两者不冲突。

　　华商报：根据您长期对公益的关注，期待政府对于民间公益怎样的支持态度？

　　迟夙生：现在看来，政府对民间公益是持一个“不反对”的态度，但还应该在立法上健全公益组织的职能，给予一定的支持，因为这些事情本来就应该是政府做的。去年郭美美事件后，民众对官办公益的冷静，恰恰是给了民间公益一个表现的机会，政府也应该寻求民间自主的力量，去完善社会每一个角落的公益。

　　本组稿件由本报记者刘斌采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