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深圳市发布《关于廉洁城市创建中诚信建设若干问题的决定》（征求意见稿），规定公务行为将实行终身负责制：在公务活动中推行责任到人、记录在案、问题倒查的公务行为终身负责制，公务行为出现过错的，责任的追究不因行为主体的职务变动、岗位调整而分离。（3月18日《人民日报》）

　　一段时间以来，职务行为的“短视化”素被指摘。而究其原因，无非或视野确乎狭隘，或太过急功近利，使得某些决策行为缺乏远期诉求，只图一时一地之速成速效。久而久之后果甚恶，其一有限的资源和蓄力，在时间轴上分配失衡；其二前后职能者衔接不畅，履职的延续性无从谈起……凡此种种，在很多人看来，大可以归罪于“追责不够彻底和坚决”。有此认知基础，“公务行为终身负责制”，于是也就应运而生了。

　　按照设想，因为畏惧事后担责，在职者想必会尽心工作，既恪守法律底线，也遵从效率原则。然而，一个问题是，所谓“犯错的公务行为”，并没有一个明确的内涵与外延。当然，明显的违法，无疑可以归入此类。尽管不曾明说，但有很大可能，“公务行为终身负责”，更多针对的并非违法行为，而是低效的、荒诞的“职务后果”：即便当事人当初履职符合流程，不曾涉及贪腐，但其彼时的决策行为，在今天产生了消极的结果，由此他理当被要求承担责任——超越那种油然而生的兴奋，公众不禁要问，可行吗？

　　众所周知的是，基于“后果”的追责，注定只能局限于行政系统内部，因其未曾违法而不能进入司法程序。事实上，行政体系的惩戒手段，始终以职务变动为核心，“公务行为终身负责制”也多半遵循此道。而关键是，鉴于地域区隔、专业属性等因素，“行政体系”结构复杂、板块多元，跨越不同层级的追责，注定难以践行。

　　从前的公务行为，在今天衍生了消极后果，便可以追究当初的履职者？看似完美的逻辑推演，实则有着先天的缺陷。某些被今人视作“后果恶劣”的决定，在历史的语境下或是最佳选择；将一个过往时代的错，笼统归咎于个体之身，或许也有失偏颇；甚至，“错误的结果”当然有一个责任人，但他并不天然应承担全责，低能不是低能者的错，把低能者放到不合适的职务位置，才是真正的错！

　　“终身负责制”固然立意高远，在无更高层面的相应配合时，只能作为寥寥。本质上，“公务行为终身负责制”，旨在探讨司法渠道之外，行政惩戒能否更多制裁低效与短视……于此，公众不会否认尝试的正当性，而只会一步步督促其变得完善和实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