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曲阜要打造“彬彬有礼”道德城市，使曲阜成为一个孝德、爱德、诚德、仁德的城市。作为先贤孔子的故里，曲阜要建设道德高地是可以理解的，也理应鼓励。但是，对于曲阜将孝道作为干部提拔使用的“红线”，我不赞成。看看曲阜规定的所谓“红线”要求：每周帮父母做一次家务；每月带父母理一次发，给父母洗一次脚；每年给父母的生活费用不少于月平均工资或收入……

　　孝行固然是人之为人最基本的品德，然而，用孝道来考核官员，治理社会，则需要谨慎。除了难以操作，走过头外，最重要的是，用来要求和规范官员言行的孝道，其背后所体现出的礼教精神，与我们当下的大环境未必契合。

　　传统中国所以要用儒家礼教（孝是礼的一部分）来治理，本质是为了专制皇权的需要。皇权为了维护自己家天下的统治，需要一套能让臣民内心信服的价值和制度来规范社会秩序，而礼教正符合皇权的要求。礼是道德的标准、教化的手段、是非的准则，是政治关系和人伦关系的分位体系，礼有威严的功能，也有亲和的作用。因此，《礼记曲礼》才会说，“道德仁义，非礼不成；教训正俗，非礼不备；分争辨讼，非礼不决；君臣上下、父子兄弟，非礼不定；宦学事师，非礼不亲；班朝治军、莅官行法，非礼威严不行;祷祠祭祀、供给鬼神，非礼不诚不庄。是以君子恭敬撙节退让以明礼。”

　　社会需要的是独立的人格、自由的发展，民主的讨论。倘若仅把礼作为一种伦理要求，要人们在日常生活中践行礼仪形式，可勉强接受的话，想用“礼”来治理社会，规范人心，拯救官德，则断不可行。

　　强制官员行孝，还会产生另一严重问题，即人为制造一个道德判官。古代社会最高的道德判官是皇帝，皇帝是天子，代天来管理人间，所以儒家假定皇帝是一个在道德上完美无瑕的人，他有资格来教导臣民。实际情形自然不是这样，因此即使在古代，官场伪善之风也盛行。如今是一个没有皇帝的时代，也就没有道德的权威，谁也不敢说自己的道德就一定完美，比别人高，这时候，要判断人的道德的高下，就只能依赖权力，谁的官衔大，权力大，谁就有资格做道德判官。所以，它最终还是和权力挂上了钩。这与用孝考核官员的初衷是相反的。

　　挽救人心和道德，确实需要从提高官员的德行要求开始，因为作为社会的管理者，尤其中国的官员权力又很大，如果官员德行有问题，对社会和百姓会造成非常严重的后果。但是，要使官员成为社会道德的表率，不是将礼入法，用一条条具体的孝道要求来约束官员，而是应加强对政府行政行为的道德监察，增强行政的透明度和公开性，发展公民意识，发挥民主和舆论的监督作用等。

　　目前一些地方，不是把精力放在这后一面，而是热衷于搞这套繁琐的礼仪形式，名之曰孝道，靠复礼来提升官员的道德，这是行不通的。历史已经对此做出了否定回答。礼仪难以治中国。官员道德的滑坡，根在权力，所以，加强民主与法治的建设，才是官员道德建设的正途，舍此乃为本末倒置。

　　（邓聿文中央党校《学习时报》副编审）

编辑：温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