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学教授刘景一代理三亚市一农场83名职工有关农场经营权案子，两审均被法院以超过诉讼时效为由判败诉。近日，他带领农场职工到三亚市信访局门前跪访。刘景一表示，对于判决第一反应是不敢相信，一点法律根据没有，一步法律程序都没走，只有这个办法(下跪)了。（1月20日《南方都市报》）

　　面对在法律框架内讨公道的愿望落空的事实，刘景一祭出了最后一招，也是特别中国特色的一招：下跪。数十人齐刷刷跪下了，其中还有一个穿西装打领带的法学教授，这一幕经由网络传播而迅速引起关注。

　　当然，争议也由此而起，对于下跪这一动作，甚至连刘景一的学生都直率地表达了异议。但对于刘教授而言，在下跪的那一刻，他恐怕没有太多的深思熟虑，“下跪”的想法一冒出来，就果断实施了，因为不如此就不可能引起关注，不如此本案就将彻底归于失败，继而湮没无闻。

　　说到底，还是眼球维权，还是靠打悲情牌伸张诉求。现实就是这样可悲，法律的事情，到最后往往要靠拢到中国式的青天情结上面寻找皈依，寻找突破口。我们要靠自我鞭笞，自我侮辱和矮化，来建立起一点点对于正义的自信。我们期待大众的眼光改变一切，期待对手在道德上感到不适，进而挤出一点慈悲心。

　　法律，它白纸黑字的摆在那里，一般百姓迟疑，法学教授不敢再相信。最可悲的地方在于，在一个法治时代，我们竟然没有底气说他“无能”或者“不专业”。站着的时候，他是法学教授和代理律师，但当他跪下来的时候，他与其他数十人没有什么不同，脆弱和卑微，都是一样的。不管怎样，我们还是必须请他站起来，所有跪下的人都应该站起来。当今中国，下跪在公共领域，尤其是法律领域的滥用，已成一大庸俗景观。动辄下跪，不仅有失尊严，而且负面效果巨大，貌似对个案有推进作用，但整体而言，只能加剧权力大于法律的民意想象，对中国的法治建设是一种釜底抽薪的打击。

　　跪下去的人，根本不可能得到正义。即使得到，也是扭曲之后的正义。如果一定要追寻，只能堂堂正正地站着去追寻。下跪，意味着绥靖与雌伏，是庸俗功利主义与民粹主义的含混结合体，它也只能归于失败。而只有带着信心，对于法律的信心，而不是对权力温柔一刻的信心，一切才有希望。

　　两审败诉，也不代表着末日，法律的程序其实还没穷尽，在法治的意义上，救济永远是可能的。可是，刘景一教授对于法律的信心就是那么虚弱，虚弱得都敌不过被他批判得体无完肤的对手，这才是最悲哀的事情。一个真正的律师，面对任何局面都必须有勇气，穿上西装，系好领带，在法庭上站着赢得官司。

编辑：白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