耿俊丽被改名前的老身份证复印件。

改名“耿丽”后的新身份证。

　　9月初，在北京打零工为生的河南沈丘县人“耿丽”正在为房租发愁。这个“突如其来”的名字已伴随她5年，她原本叫“耿俊丽”。

　　在2008年春季之前，河南省东部的沈丘县户籍人口中，有3个“耿俊丽”，分别出生于1967年、1979年和1983年。其中，出生于1979年的耿俊丽当时正在北京，随时可能上访，状告沈丘县法院执行判决不力的问题。

　　但那个春天还没过完，这个耿俊丽就在户籍档案中消失了。她被沈丘警方以身份证“重号”为由，更名为耿丽，连出生日期也被修改。

　　近一年后，2009年2月24日，耿丽在公安部信访办上访，身份信息被识别为在逃人员，很快被北京警方控制，然后被带回沈丘，关进了看守所。她被告知，2008年5月18日晚，与沈丘县截访工作组在京的一场争执后，她被控涉嫌妨害公务。

　　她的涉案证据，几乎全部来自6名截访者的口供，在历经拘留和审理期限双超期之后，耿丽被判妨害公务罪成立，但“犯罪情节轻微，免于刑事处罚”。2011年5月18日，耿丽拒绝在这份判决书上签字，她要求有关部门对她27个月的牢狱之灾给个说法。但她被架出看守所，宣布释放。

　　这场官司下来，除了获得一个新名字，耿丽的路越走越窄。她一直讨要的说法，至今遥遥无期。即使有媒体介入采访，警方和法院仍拒绝回复案件中的诸多疑问。按照耿丽及其律师的说法，改掉她的名字，就是为了让她无法再维权。从这个河南农妇的遭遇中，底层维权者的困境一览无遗。

　　女访民的牢狱之灾

　　入秋的北京，一天比一天凉。东北四环外的一间旧瓦房内，34岁的耿丽正在琢磨着找一个更便宜的落脚之地。现在的500元房租已让她感觉难以承受。一台500元买来的二手笔记本电脑和一大摞告状材料，就是她最珍贵的财产。

　　2009年2月24日，30岁的河南访民耿俊丽到公安部信访办上访，刚输入个人信息，就被扣了下来。这时，她才知道，因为涉嫌一起妨害公务案件，她已成为网上追逃人员。在交涉中，耿俊丽被允许查看了部分追逃资料。慌乱中，她还拿出手机拍摄了电脑屏幕。

　　她看到，“耿俊丽”已成为了她的“别号绰号”，她被改了一个新名“耿丽”，身份证也由出生日期为1979年11月1日的15位号码，被改为出生于1979年10月2日的18位号码。她被网上追逃是在2008年5月22日，悬赏奖金500元。一个月后，2008年6月23日，这条追讨信息被立案归档，审核人为沈丘县公安局副局长米文奇。

　　当天晚上，耿丽被押回河南省沈丘县看守所，办理了刑事拘留手续。警察告诉她，2008年5月18日晚，在北京西四南大街她哥哥耿高伟经营的餐馆中，她殴打、撕咬并辱骂沈丘县法院和公安局的公务人员，现在公检法要追究她。

　　“我在看守所里大声喊不服。”耿丽说。警方的说法让她大吃一惊，因为所谓案发时，对方是要截访她，但并没有出示证件，她只是拒绝跟对方走，也没有攻击过对方。

　　北京警方出具的文书也显示，在110赶到后，这个截访小组出示了证件。随后，双方都被拉到了西长安街派出所，接受了民警调解后，各自散去。

　　然而，看守所里的辩解往往都是无效的。耿丽接下来面临的，是两年零三个月的牢狱之灾。据她称，她被关押时曾长期戴着脚镣，还因为经常喊冤，而遭到警察和牢头的殴打。“他们逼我认罪，我说我没罪，你打死我我也不认。我也不在任何纸上签字。”案卷中，她的讯问笔录也证实她既不认罪，也不签字。

　　2009年4月14日，在超期拘留34天后，耿丽被逮捕；2009年8月17日，周口市中级法院指定郸城县法院审理此案。2010年3月31日，耿丽被移交至郸城县看守所。2011年5月17日，又被超期审理8个多月后，郸城县法院判处耿丽犯妨害公务罪，免于刑事处罚。

　　判决下来后的第二天晚上，耿丽被架出看守所。

　　恢复自由后，耿丽在北京聘请了两名律师，对此案提起上诉。2012年6月4日，周口中院在不开庭审理后，终审裁定本案“驳回上诉，维持原判”。该裁定称，上诉人耿丽及辩护人认为原判事实不清、程序违法的上诉理由及辩护意见与审理查明的事实不符，不能成立。

　　耿丽不服，向周口中院提起申诉。2012年12月，她收到周口中院维持原裁定、不予重审的申诉结果。2013年1月2日，耿丽又到河南省高级法院再提申诉，至今没有回音。

　　“他们既不立案，也不给你驳回申诉的裁定，就这么耗着，你能咋办？”9月2日，耿丽的代理律师朱爱民说，这是一个明显的冤案，从法律角度看几乎没有疑问，但申诉到河南省高院就一直石沉大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