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16日至23日，我们参加了由西咸新区组织的丝绸之路文化考察活动。即是从西安出发，沿着古丝绸之路西行，参观考察一些重要的丝路文化遗物和遗存。通过回顾历史，以启发建设文化西咸的新思路。这是西咸新区的建设者基于一种理性思考而发起的一次行动，从其“传承历史文明，建设文化西咸”的口号中就可以看出他们的活动主旨所在。实际说来，这也与西咸新区所处的地理位置有关。西咸新区地兼西安咸阳两市，这里曾是十三朝古都所在，有着悠久的历史文明和深厚的历史文化积淀，所谓处处皆古迹，抬头即文物。丝绸之路也与这里有着直接的联系，即丝绸之路的东端长安城，正是丝绸之路在东方的起点和终点。西咸新区要在这里崛起，其厚重的历史与文物古迹无疑是一重要的文化资源。而文化资源的保护和利用，也正是西咸新区的建设者们所优先和慎重考虑的一个问题。这里试从以下几个方面说起：
一、丝路的开辟及其历史贡献
首先说什么是丝绸之路。丝绸之路是指古代横贯东西、连接欧亚的交通道路，也是古代东西方贸易的主要交通路线。由于我国古代的丝绸工艺水平很高，各种丝织品很出名，所以，在我国历史文献中被称之为西域的地方(约当今天的中亚、西亚、南亚一带及我国新疆地区)与中国贸易交换的主要对象就是丝绸等手工业产品。在整个历史时期，沿着这条东西方交通大道，我国的丝织品等便源源不断地被远销到中亚、西亚以迄欧洲等地。但丝绸之路的名称并不是自古有之，而是在19世纪70年代时，由著名的德国地理学家李希霍芬在他所著的《中国》一书中提出的，(李希霍芬，1868——1872年，多次到中国考察旅行，经历了我国绝大多数省区，调查了地质、矿藏、黄土、海岸线分布等。所著《中国》一书，是第一部系统阐述中国地质基础与自然地理特征的重要著作，并创立了中国黄土风成说的理论。)随之很快被大家所接受，并得到进一步的确认和证明。此后，这一代指古代东西方陆路交通大道的专用名称便得以普遍应用。以此可知，丝绸之路就是因这条道路的主要功能而得名的。可以说是一个很形象化的比喻。
次说丝绸之路的开辟。现有的科教书告诉我们，西汉武帝时曾两次派遣张骞出使西域，称之为凿空，也就是开辟了丝绸之路。实际上，丝绸之路的出现要更早。而且，这一事实已被越来越多的考古资料所证明。
早在张骞通使西域之前，作为丝绸之路必经的新疆地区，便和内地发生了密切的联系，彼此之间的交通就已经出现了。考古工作者在安阳殷墟发掘的殷商贵族大墓，出土了大量的玉器，仅“妇好”墓就出土了700余件，计有礼器以及日用品和装饰品等。关于这些玉器的产地，经地质专家科学鉴定，认为基本上都是新疆玉。这一结论使我们了解到早在公元前十四世纪以前，内地与新疆之间，就有了交通路线，而且沿着这条路线已将新疆玉输入中原。至于先秦文献中对新疆玉的记载，那就更多了。《管子》《山海经》《穆天子传》中，都有关于昆仑玉的记载。战国纵横家苏历用连横之策游说赵王，并警告赵王说：如果“秦以三郡攻王之上党，羊肠之西，句注之南，非王有已。逾句注，斩常山而守之，三百里而通于燕，代马胡犬不东下，昆山之玉不出，此三宝者非王有已。”上党指赵之上党郡，在今山西和顺、榆社等县以南;羊肠指羊肠坂，为太行山上的坂道，在今山西平顺县东南;句注、常山为今恒山至太行山一带。苏历的意思是说，如果秦国突然出兵攻打赵国的上党郡，代马、胡犬以及昆山之玉这三件宝物，赵国就得不到了。昆山之玉，一般认为就是今天的新疆和田玉。如果这个看法不错的话，那么，这条史料就说明，在战国时期，新疆玉石已经通过一条比较稳定的交通路线，可以经常性地运往内地。
此外，我国内地先秦时期的漆器、铜镜、丝绸等物，在西域地区也有发现。如新疆托克逊县境内出土的战国漆盘，阿勒泰境内出土的战国铜镜，吐鲁番墓地出土的春秋战国丝绸残片，都属于中原地区的产品。这些古遗物，可以确切无疑的证明，丝绸之路在张骞通西域之前就已经在某种程度上存在了。
殷商时期，中原王朝的版图西界最远至关中地区。西周的疆域西界可至今甘肃天水、宁夏的固原一带。春秋战国至秦统一，中原王朝的疆域逐渐向西扩大到洮河一线。昆山之玉远不在中原王朝的境内而能输入到中原，这就是各个不同区域社会间的相互需求所产生的强大的贸易动力。正如国学大师季羡林先生所说的：“国家民族间的文化传播早于文字记载，在普遍使用文字之前，尽管有无数天然的艰难险阻，比如说大海和大山，但是人民间还是有往来的。”因此，追溯丝绸之路出现的源头，很难以仅用文字记载的历史作出准确的判断，而考古资料以及古代传说往往都能提供有价值的信息。
张骞通西域与汉武帝打败匈奴开置河西四郡，以及之后西域都护的设立，使我们今天所谓的丝路东段与中段，处于西汉统一王朝的经营与管理中，极大地保障了丝绸之路的通畅，也因而促进了丝绸之路的空前繁荣。张骞确实为丝绸之路的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建立了不世之功，故太史公司马迁将丝绸之路的开辟之功全归于张骞，并称之为“凿空”，也是可以理解的。
最后是丝绸之路的历史贡献。丝绸之路的畅通，极大地促进了东西方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交流，特别是经济文化方面的交流，更是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繁荣局面。在政治交流方面，张骞之后，汉王朝与西域诸国的联系进一步加强，汉朝赴西域的使者“相望于道”，诸使外国“一辈大者数百，少者百余人”。一年之中，“使多者十余，少者五六辈”。西域诸国的使者回访汉朝，也是来往熙攘，不绝于途。东汉的甘英，出使西方，远达波斯湾一带。唐代，除了使者往来以外，许多国家还往往质子于唐，以求得唐朝的信任。在公元七世纪中叶，萨珊王朝受到大食的攻击，其王子卑路斯便前往唐朝求援，后由于萨珊王朝被大食所灭，卑路斯就一直生活在长安，终其一生。唐乾陵前的六十余尊王宾、使臣石雕像中，就有一尊是卑路斯的。
东西经济交流，沿着丝绸之路，进行了频繁多样的交流。如植物品种，从西域、中亚一带进入中原地区就有：葡萄、苜蓿、石榴、红兰花、酒杯藤、胡麻、胡桃、胡豆、胡瓜、胡荽、胡蒜、胡葱、橄榄等。动物及珍禽异兽方面有：汗血马、骆驼、狮子、犀牛、孔雀、鸵鸟等。其它珍奇物品有：珊瑚、海西布、水银、琥珀、玛瑙、玳瑁、砗磲、水晶、琅玕、金刚、玻璃等。这些都极大地丰富了中原地区的物种与用品，同时也丰富了中原地区人们的知识，开阔了人们的视野。
当然，从中国传到西方物品也很多，如中国的丝绸本来就是丝路贸易之大宗，才有丝绸之路之称。其次是漆器和铁器等。中国输入西方的植物有梨树、桃树、杏树、桑树、茶树、邛竹等;药材有大黄、肉桂、黄连、茯苓等。也丰富了西方人民的物质生活。
唐代的长安城西市是当时最大的国际商贸市场。市场内列肆成行，各类店铺鳞次栉比，每日人流熙攘，交易繁忙。市场上活跃着一大批中外商人，甚至在西市附近还形成了一个外国商人的聚居区。因而在唐代的载籍中，往往会把西市和外国商人联系起来，出现了诸如“西市贾胡”、“西市商胡”、“西市胡”、“西市波斯邸”等种种习称。据说每天在长安西市上活动的外国商人，多时往往有数千之众。商人成了东西经济交流的重要媒介。
东西文化交流，沿着丝绸之路，东西方在宗教、科技、文化艺术等方面进行了广泛交流。源于印度的佛教，在东汉时期就传到了中国;源于西亚的祆教，又称拜火教，于南北朝时期传入内地;至隋唐时期，又有景教、摩尼教、伊斯兰教先后传入中国。这些外来宗教与中国的道教并存，形成了宗教多元发展、竞相传播的繁荣景象。特别是佛教，在中国的影响最大，信众最多，也在中国境内留下了大量的佛教文化遗存。其中最典型的就是一些影响至今的大型石窟寺和大型寺院、寺塔等建筑。如大家所熟知的敦煌莫高窟、洛阳龙门石窟、大同云冈石窟、天水麦积山石窟等，佛寺还形成了中国四大名山的佛寺群，一般的佛寺更是处处有之。以隋唐长安城为例，隋时长安城就有佛寺70余所，到了唐代更是增加到了100余所。几乎平均一坊就有一座佛寺。其中有些佛寺规模很大，如大兴善寺就占了靖善坊一个整坊之地，大慈恩寺占了晋昌坊半坊之地，大安国寺占了长乐坊半坊之地等。这些都远远超过了中国道教之道观，也足以说明佛教入华之盛。在科技方面，印度的天文历法也通过丝绸之路传入中国。还有值得称道的就是西方的文化艺术，如杂技百戏中的幻术、马戏、泼胡乞寒戏、波罗球戏等;乐曲歌舞中的天竺乐、安国乐、康国乐、龟兹乐，胡腾舞与胡旋舞等;都丰富了中原地区人民的精神生活，也使中国的文化艺术更加异彩纷呈。
而中国对西方影响比较大的就是造纸术、印刷术、火药等技术的西传，还有中国的医学、建筑技术的西传，都深深地影响到了西方世界的社会发展。
总之，东西方的经济文化交流，对推动整个人类社会的文明发展都起了重大的促进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