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用二十年走完了漫漫回家路

永青爷爷曾经居住过的巴嘎村

　　永青一家人正是这种情况。她出生在缅甸的西朱当村，但她的爷爷却是土生土长的察隅县巴嘎村人。在她父亲五岁那年，爷爷带着全家人跨过边境迁到缅甸生活，这一过就是三十年。三十年中，父亲和母亲（也是迁到缅甸的藏族）结婚，生下了永青和她的两个兄弟，却没有过上一天好日子。缅甸政府只当他们是流落缅甸的中国难民，不仅对之不闻不问，还限制他们的生活范围。永青一家，连同叔叔家、姑姑家等其他五、六户藏族人家一起，在西朱当村的山上安家，同当地村民隔离开来；没有耕地，没有房屋，没有任何生产资料，只能靠在山上打猎为生。那时候的永青连鞋都穿不上，一家人过着食不果腹、衣不蔽体的辛酸日子。

　　然而察隅一带中缅边境的边民向来往来密切，以贸易和物资交流为主。边贸交易在察隅县果哈林地界的吉太村进行。永青家和其他迁到缅北的藏族一样，也会不定期走山路去吉太村，用打来的猎物或挖到的虫草交换一些生活物资。通过长期的贸易往来，永青的父亲看到了吉太村的变化，也听说了中国政府对当地百姓的大量惠民政策，感觉到昔日同胞的日子越过越好了。慢慢地，他心动了，与其在异国他乡没完没了地受排挤、过苦日子，还不如带着妻儿回归故乡去寻找幸福。

　　有这种想法的远不止永青一家人。在边境贸易中看到了故里变化的其他“囊塔归巴”也动了回家的念头。于是当初从察隅迁来西朱当村的五、六户藏族人家一合计，作出决定：回察隅去，回到故乡去。

　　1986年夏天的一个清晨，永青一家人和叔叔、姑姑，还有其他“囊塔归巴”一行十来个人启程踏上了漫漫回家路。他们头也不回地将生活了几十年的地方抛在脑后；摆在面前的，是重岩叠嶂的高山、幽深险峻的峡谷和湍急的河流。他们沿着又窄又险的土路行进，没有路的时候只能自己动手修。他们风餐露宿，在沿途村镇变卖从缅甸带回的虫草、银饰、象牙等家当以换取微博的盘缠。因为要顾及孩子，没办法夜以继日地赶路，总要时不时停下来休整，最终历时一个多月，永青一家人才回到了阔别多年的家乡巴嘎村。

　　但是由于离乡太久，又错过了西藏民主改革，加上还牵涉中缅双边关系，当地政府对于他们的“回归”深感为难，不知该如何安置，只能一边将情况上报，一边劝说他们返回缅甸境内。就这样，回到家乡的永青一家人仍然没有国籍，没有土地，只能在巴嘎村村民的帮助下临时解决生计。

　　一个月后，察隅县政府作出决定，将在1984至1986年期间穿越边境跑回来的“囊塔归巴”集合起来遣返缅甸。车子载着永青一家人直到边境线附近的山顶才将他们放下来返回。但让工作人员大吃一惊的是，他们的车子才回到县城没几个小时，永青他们居然也跟着步行回来了。没有一个“囊塔归巴”愿意回到缅甸，回到过去那种“生无所养，老无所终”的生活里去。

　　无奈之下，察隅县政府一面继续将情况上报，一面出于人道主义考虑，给他们在竹瓦根镇的西拖拉卡、扎嘎、珠吾三个地方划分了独立的定居点，既不归属自然村也不归属行政村管辖，并在农用物资供应、扶贫救灾、育林等方面给予他们和当地百姓同等的待遇。

　　永青一家人被分配到了西拖拉卡，一起被分配到这里定居的“囊塔归巴”总共有15户。因为珍惜眼前来之不易的土地，每一家人都很勤恳，他们自力更生，建造房屋，开垦农田。终于在辛勤的劳作和政府的帮扶下，他们可以依靠自己的双手过上正常的生活了。

　　然而他们始终受到没有国籍的掣肘。由于没有中国国籍，他们无法办理身份证等各种证件，活动范围受限，无法外出经商或发展其他副业；也享受不到国家给予当地百姓的各项补贴、安居工程、基础建设等优惠政策，仅靠务农维持生计，生活和当地其他村民相比还是显得困窘。

　　同样受到限制的还有通婚自由。19岁那年，当永青在县城里认识党生的时候，她的心情是悲喜交加的。喜的是遇见了自己心仪的男人，悲的是没有国籍和户籍的她并不能和他结婚。因此永青只能离开党生，伤心地回到了西拖拉卡。不想党生却没有放弃，身为上察隅镇人的他隔三差五就跑到西拖拉卡来看望永青，一诉衷情。永青被打动了，也被鼓舞了，她决定和这个男人结合在一起，哪怕不能做他合法的妻子。后来他们有了第一个可爱的女儿江安拉姆。为了让孩子正常入学，接受教育，永青将江安拉姆的户口上在了党生的名下。在旁人看来，他们是相濡以沫却恩爱幸福的一家人，与其他家庭没有任何区别；但在户口簿上，永青是户主党生“缺席”的配偶，也是孩子“空白”的母亲。

　　在这二十年间，为解决“囊塔归巴”的国籍问题，察隅县政府曾多次向自治区人民政府、自治区民政厅反映情况。情况层层上报，最终在2006年9月，我国外交部和公安部特批所有“囊塔归巴”加入中国国籍。

编辑：刘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