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州“房妹”案有了最新司法进展，她的父亲——郑州市二七区房管局原局长翟振锋已被检察机关决定批捕。调查显示，翟振锋一家最多时曾拥有31套房产，均非经适房，而且存在违反计划生育政策生二胎的违纪行为。从目前的发展趋势看，翟振锋已难逃牢狱之灾。但该案主要爆料人表示，他对官方初步的调查结果非常失望，“完全是在避重就轻，替翟振锋开脱”。

　　从网友爆料到翟振锋被批捕，中间只有不到20天的时间。而在此之前，翟振锋已被举报很多次，甚至被纪检部门立案查处过，但最严厉的处分也只是“开除党籍、行政撤职”。这是很有趣的一个现象，按中国刑法规定，个人贪污数额不满5000元，情节较重的，处二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情节较轻的，由其所在单位或者上级主管机关酌情给予行政处分。但现实中，很少有人会因贪污不足5000元而受到惩处。此次的调查结果也证明，已被纪委立案调查的翟振锋，涉案程度绝不止是几千元钱，至少有十余套房产购于他被撤职前，他本人在调查期间也承认受贿两次共7万元，但却并未进入司法程序。案子的查办并不难，难在每个官员的身后，都有或大或小的“保护伞”，此时，纪检和司法机构是否有足够的意愿去铁腕查处就成了问题。

　　从目前的违法情状看，贪官有较常人优越的规避手段。譬如翟振锋一家四口，每人都是双户口，有两个“合法”登记的名字和身份证号码。这样的贪官，即便犯案，也很可能事前获知消息，堂而皇之用不为公众所熟知的身份证件出境逃脱。这对中国的反腐实践构成很大挑战。而且翟振锋具有洗钱手段，他家属上世纪九十年代就开始先后经营煤矿、造纸厂和从事房地产开发，想要证明其拥有的巨额资产来自贪污受贿，相对有难度。但问题的关键不在此。核心的问题是，他身为房管局长，家人却长期从事房产开发业务，对这种明显违纪行为，众多的举报却形同将拳头打到棉花上，无力感来自这个贪腐链条上相关利益者彼此相安无事的默契。

　　在这个意义上，每一次反腐都是一次对坚冰的凿破，是对一块铁板的切割。挖出一个涉案贪腐官员，我们可以带出一大串的变质萝卜出来。不同利益派系的日趋分化，以及冲突表达渠道的多样化，给目前的反腐提供了良机。在权钱交易的过程中，官员在扶植企业家甲的同时，也常会开罪企业家乙。近年涌现的不少维权和爆料人士，背后都有其他利益受损者提供信息和资金支持，和很多监督乏力的反腐机构比起来，他们无疑积极得多，也更善于利用新技术平台，将潜藏在民间的对腐败的痛恨情绪激发出来。

　　这不是反腐的最好时代，但和历史比起来，显然也不是最坏的时代。据说很多贪官开始私下处理手中的房产了，他们真正怕的不一定是反腐机构，而是那些新近涌现的民间爆料者。无论是房婶、房叔还是房妹，成功反腐个案所树立的样板，经由媒体的传播，在社会上形成了舆论威慑。但究其实质，个案爆料有其巨大局限性。反腐的真正进步，来自独立反腐机构的有为，而反腐机构现在并未雄起。很想弱弱地问一句：什么时候我们庞大的反腐机构，不是随舆论起舞，而主动为我们多查实些房妹房姐？ （韩福东时事评论员）

编辑：曹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