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于丢脸不丢脸的问题，这位上海土著80后这样说:“只要我们上海人自己不觉得丢脸，那么这个脸是丢不到哪里去的。估计那些(提出这个意见的)专家和官员不是上海人。”

　　一些网友也对各个社区开展的文明着装劝导活动提出了反对意见。天涯有关上海睡衣帮的讨论帖中，就有网友留言说，看过劝导活动的新闻视频，“很多老奶奶貌似穿的不是睡衣，就是宽松点的衣服，居委会一帮老阿姨就哄上去了。没天理。”

　　看来，上海世博的现代文明不得不面对这个最强有力的对手:穿衣自由。

　　“强制塑造公民性格”?

　　这场关于穿衣的上海滩拉锯战已经有几年光景了。

　　齐八小区一位姓居的老住户清楚地记得，市长俞正声在接受香港记者吴小莉采访时说，筹办世博会有三项计划，相比市容整治和窗口服务单位的服务素质这两个方面，上海在市民文明状态的改观方面进展迟缓。理所当然的，穿睡衣就是俞市长所说难改的陋习之一。

　　上海市社科院社会发展研究所所长杨雄在2006年曾经主持过“上海市家庭文明状况调查”，该调查显示，“穿睡衣外出等现象未得到明显改观。16.5%的人表示自己或家人经常穿睡衣外出，25%的人表示有时会。”穿睡衣问题的严重性被反复提及。

　　该报告公布后，被国内外媒体广泛引用。让杨雄真正感到上海的国际形象会因为睡衣问题受损的一个事例是，上海的一个外国留学生专门跑来跟他说，自己的妈妈在英国看到了杨雄他们的调查报告，非常吃惊:“上海竟然还有穿睡衣外出”，特地把报纸拿给在上海的孩子看。

　　“外国人觉得是个很大的新闻，很在意。”杨雄说。

　　对于睡衣上街的另一种“危害”，同济大学文化批评研究所的张念认为，“公民理性就是保持着一种在乎别人的存在，同时这种在乎是以相对冷漠的距离感体现的。??但睡衣是一种信号，取消了这种公共理性的距离感，这会让陌生人产生不适。”

　　近些年来，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着装问题在城市中逐渐演化成修养问题。上海媒体和各级政府对睡衣问题的宣传没有停止过，但在世博的驱动下所做的劝导工作，力度明显要远远大于以往，争议也就更盛。

　　尽管居委会的人员在做工作时注意分寸，“不像警察管闯红灯的驾驶员那么严，板着个脸”。但在一些学者眼里，基层政府有组织的劝导活动，还是带有强制色彩。

　　在杨雄看来，穿睡衣上街确确实实不符合国际礼仪，是应该改的。但这也“不能说是一个道德问题，甚至不能上升到上海人的文明素养问题。有时候我们把它放大了。”

　　复旦大学社会学教授胡守钧认为，居委会可以倡导不穿睡衣上街，但是无权禁止或变相禁止。虽然他本人坚决不赞成穿睡衣出门，但也反对强制或半强制性地禁止居民穿睡衣上街:“比如当年上山下乡，讲来不是强制性的，我劝你下去，给你办学习班，学习毛主席著作，给你学烦了就同意下乡了。如果沿袭这东西，我觉得不好。”

　　张念则认为，传统自由主义对个人自由划出了两个边界，一是自愿，二是不构成对他人的伤害。这里的“他人”更强调的是公共性。就这两点来看，穿睡衣的危害性并不大。“至于政府机构，应该是公共性格的示范，而不是具体公民公共性格的强制塑造者”。

　　“世博会比较理想的状态，是一方面提高政府的效率和依法执政的水平，另一方面提高居民的自主意识、主体意识。而不应该是政府管得过细、过死，包揽一切，那样社会和居民的自主意识就会萎缩。要充分发挥每个居民的积极性，以参与办世博而自豪。”胡守钧说。

　　在远离世博区域大约一两个小时车程之外的虹口区日新小区，早在去年年底上海世博会倒计时500天时，就根据自身情况，主动提出开展劝阻居民穿睡衣出门的活动。时至今日，居委会的负责人已经不愿再谈起此事:“我们现在主要工作不是这个，每(倒计时)100天有每100天的行动，我们是按照上面总体规划来的。现在已经到了‘到马路上劝阻闯红灯’这个阶段了。”

　　而“睡衣裤不出门，做个世博文明人”的牌子现在依然矗立在齐八小区门口。保安室的工作人员说:这个要一直挂到冬天呢，什么时候没有睡衣族了，什么时候才能撤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