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贵阳，像王帮银这样被人贩子拐走孩子的家庭不止一个。从2007年至今，仅贵阳市南明区，就发生拐卖儿童案17起。贵阳警方在调查南明区二戈寨4岁男童崔勇失踪案时发现了重要线索，最终揪出了一个有组织的拐卖儿童犯罪团伙。这起被公安部督办的“526”系列特大拐卖儿童案至今已抓获37名犯罪嫌疑人，解救了14名被拐儿童。这其中，便包括王帮银的儿子华国抗。

　　回顾整个案子，虽然已有21年刑侦工作经历，负责此案的贵阳市公安局南明分局刑侦大队前大队长徐俊依然慨叹侦破难度之大。“这是一个解救儿童数量不是最多，但是最完整的一起案件。”他说。

　　警方调查发现，贵州省大方县是一个重要的中转站。今年6月下旬，贵阳警方抓获在贵州境内的“一拐”和“二拐”，讯问出被拐儿童的数量和去向，发现有20余名儿童被拐卖到河北、山东和福建。7月12日，打拐专案组便兵分两路，一路北上赴河北、山东，一路南下福建解救被拐儿童。“除了语言不通、地域不熟悉等因素外，最大的困难在于被拐儿童在当地倒卖的次数太多了，少则转手二三次，多则五六次，最多的被转手7次。”徐俊说。

　　警方调查发现，男童在当地有个庞大的需求市场，“据我了解，云南、贵州、四川是最大的儿童拐出地，而福建、山东、河北等是最大的儿童拐入地。”徐俊说。“因为长期受‘重男轻女、多子多福’思想的影响，没有男孩的想收养一个，有男孩的还想多要一个。”徐俊说。比如，一桌人吃饭，没有男孩的人会在众人面前抬不起头来。

　　警方抓获的疑犯中，50多岁以上者居多，年龄最大的80岁。“有些疑犯甚至不认为这是犯法的事情，还觉得是做了个好事，给小孩找了个好人家。”

　　被拐入福建的儿童，在当地被倒卖时，每个环节都有少则几百、多则一两千元的加价。最终到落地家庭时，价格已经相当不菲，“少则三四万元，多则七八万”。华国抗是专案组在福建解救的第一个儿童。民警解救他时，他已经被拐卖了5次，最终落地的价格是3.8万元。

　　今年3岁的华国抗最终被卖到了福建省的一个渔村里。村上一个中年妇女见女儿没有儿子，便托人介绍，买来了当时不满1岁的华国抗。

　　两年下来，这家人和孩子已经有了感情。民警带走华国抗时，大人哭，小孩也闹着不走。“这种场景，让人看了挺难受的。其实，频繁地被拐卖，刚刚熟悉了一个环境，又要离开，重新适应一个陌生的环境，对孩子的心理伤害是最大的。”徐俊说。

　　今年6月23日，民警在大方县抓捕时，“二拐”樊慧正在和从山东来的“三拐”孙希兵交易。民警冲进屋时，他们正在谈价钱，而5岁的被拐儿童张枝厚就坐在一旁看着。民警大喊：“都蹲下！”看着两个大人蹲下了，厚厚也跟着蹲下去。这个男孩是大方县人，被一个人贩子拐来卖给了樊慧。和樊慧生活了近一个月，他已经开始叫她“妈妈”。

　　6月29日，民警又在大方县解救了6岁男童张富龙。当时，他已经被“二拐”谢明辉卖给了从河南来的“三拐”胡丙周等人。胡丙周带着孩子正要去车站坐车，便被民警抓获。当时，汽车站围了很多人。孩子哭闹着不跟警察走，说要等“妈妈”回来，还说出了“妈妈”的电话。民警一看，正是“二拐”谢明辉的手机号。原来，孩子已经和谢明辉生活了一年多，已经认为人贩子就是他的亲生母亲了。民警在审讯疑犯时，孩子时不时地问徐俊：“什么时候才能跟妈妈回家？”

　　“我当时听了心里挺难受的。”徐俊说。后来的两天，张富龙一直跟徐俊在一起。徐俊发现：或许是经过多次倒卖，受到过惊吓的孩子特别没有安全感。“和我熟悉了以后，或许觉得我可以信赖，一直缠着我，一步也不离开。”这是这些被多次贩卖的孩子的心理共性。

　　在福州，被解救的孩子暂时寄养在当地的儿童村里。虽然只有短短的一个月，离开时，孩子们却已和那里的阿姨难舍难分。“我们从福州解救回来的这些孩子基本上能说一口流利的福州话，但已经听不懂我们讲话了。收买孩子的家庭，很多条件非常好，把孩子当自己亲生的一样养，少则几个月，多则一两年，甚至更长，情感上已经难以割舍。”徐俊说，“我们看着也不忍心，但也没办法，还有另一个家庭正在饱受失去孩子的痛苦。”

　　十多天前，王帮银突然接到警方的电话，让他前去辨认孩子。“我一看照片，一眼就认出了我儿子。”王帮银说，他忘不了儿子的脸型，还有儿子身上被钉子磕过的疤。

　　警方要对他和孩子进行DNA比对，10月29日的认亲会上，他才见到心爱的儿子。“我当时就肯定是我儿子……”11月3日晚，坐在位于贵阳彭家湾一间七八平米的房子里，说起当时的情景，王帮银还是难以掩饰内心的兴奋。

　　他指着挂在墙上的一块腊肉说：“腊肉是从老家带来的，好几个月了，就是吃不下。”甚至有时候，一天一碗米粉就打发了，“不过，现在有胃口了。”

　　儿子丢失后几个月，他和妻子搬到了距离市区更近的彭家湾。那是一个“背篼”和外来务工人员聚集的生活区。“背篼”是当地人对靠背篼背东西赚钱的人的称呼，类似重庆的“棒棒军”。每天早上七八点，彭家湾居委会附近，都会聚集上千名“背篼”等活儿干。“活儿多的时候一天能挣30块钱，少的时候只够吃饭。”王帮银说。

　　3个月前，王帮银又遭受了一次更大的打击。农历三月廿八，老母亲去世，王帮银回家呆了半个月，料理丧事。可回来后两天，妻子便“失踪”了。“跟人跑了。”王帮银说，或许是自己的日子过得不好的原因。

　　马上要接儿子回家了。王帮银决定，带儿子回老家，“这里不保险”。他的担心是有道理的。“这次解救的孩子全是外来务工人员的子女。”徐俊说，因为在城乡接合部，外来务工人员多。这些人每天早出晚归，忙于生计，很少有时间在家看护孩子，这给人贩子提供了可乘之机。

　　记者在彭家湾调查走访时发现：这块“藏”在都市高楼大厦之后的另一片天地里，沿着小山坡上，密密麻麻地布满了大大小小的房子。住在这里的人，大多是像王帮银一样的“背篼”，也有在建筑工地上干活的农民工。

　　记者在大街上、小巷子里遇见了很多独自一人或者三三两两玩耍的小孩，而旁边却不见大人。

　　租住在乌金路的杨光芬没有去打工，专门照看3个孩子。老大和老二都上小学了，3岁的英英还没有上幼儿园，她就每天在家看孩子。“不看着，不放心。”

　　在杨光芬租住的那个小巷子里，还有三四个和英英差不多大的小孩，在巷子里玩儿。杨光芬家经常会有一个4岁多的小女孩上门和她家的孩子玩，这个小女孩到底是谁家的孩子，家住哪儿，她也不知道。听巷子里的住户说，有的孩子，父母都外出工作了，孩子只能交给邻居看着。“但娃娃是长腿的，不可能时时都盯着他。”

　　“这些在农村生活和长大的年轻父母，或许已经习惯了农村放养式的养孩子，可没想到却给人贩子提供了可乘之机。”贵州电视台一名工作人员说。

　　此次公安部督办的“526”系列拐卖儿童案，截至目前，贵阳警方已解救的14名被拐儿童中，已有儿童找到了生身父母，还有5名寄养在贵阳市儿童村。这些天，很多父母专门从外地赶来认亲，其中一位叫何治生。

　　何治生是江西省乐平市双田镇上河村人。今年1月15日下午1时许，6岁的儿子涛涛失踪。更奇怪的是，同村的5岁男童晶晶也不见踪影。唯一的线索是：当日下午，涛涛和晶晶曾在上河村一家办婚宴酒席的人家门口玩耍。此后的近300天里，何治生跑遍了附近的乡镇，都没找到儿子。他曾和晶晶的家人商量悬赏20万元寻子。

　　何治生曾想过做瓷杯，上面印上儿子的照片，免费送给外地来的游客。于是，他来到景德镇，将想法告诉了一个瓷器作坊的老板。老板给他算了一笔账：要想达到“寻人启事”的效果，他得做几百个甚至上千个瓷杯，这足以令他倾家荡产。无奈，何治生只好放弃。

　　喜欢唱歌的何治生将对儿子的思念寄托在了改歌词上，只要一有灵感就改，如今已经改了十几首。今年9月，他去了杭州买来麦克风，在大街上唱着念子之歌，希望能有好心人帮他找到儿子。可谁知，“却被当成了疯子”。

　　日前，公安部网站“宝贝寻家”栏目公布了60个已经解救但尚未找到家人的被拐儿童信息。何治生怎么看，都觉得第40号儿童华国球像是自己的儿子。

　　虽然，贵州当地的媒体已经报道，这个孩子有可能和第39号儿童华国抗是同母异父的兄弟，可他还是决定去看看。

　　10月30日，何治生来到了贵阳寻子。“儿子头上有块胎记，我一看就知道是不是。”儿童村一间活动室里，十多个孩子围在方桌前吃午饭。他们中最大的六七岁，最小的只有两三岁。何治生疾步上前，仔细查看着每个孩子。

　　工作人员指着一个身穿黄衣的小男孩说：“他就是第40号华国球。”

　　还没查看胎记，何治生便开始摇头。“不是，我的儿子6岁了，但他看起来只有4岁。网上的照片显得老气，我以为是我儿子……”看着眼前这些一个一个喊他“叔叔”的孩子，何治生再也忍不住，哭了出来。

　　他挨个问孩子们：“你的爸爸妈妈在哪儿？”“想爸爸妈妈吗？”“在家里。”一个小男孩回答。多数孩子似懂非懂，笑着看着他。“你看看这些可怜的孩子，希望好心人能帮他们找到爸爸妈妈。”

　　他又想起了儿子：“儿子，不是爸爸妈妈不找你，是实在找不到啊！”

　　正当所有的小孩都围着记者和何治生转时，一个五六岁模样的小男孩趴在宿舍的窗台上冲着大家喊：“让爸爸妈妈接你们回家！”

　　截至目前，贵阳警方抓获“526”系列拐卖儿童案的疑犯中，已有13人被刑拘。但是，对收买孩子的家庭却没有采取措施，只是进行了相应的法律宣传。

　　我国《刑法》规定：“收买被拐卖的妇女、儿童的，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

　　同时，《刑法》还规定：“收买被拐卖的妇女、儿童，按照被买妇女的意愿，不阻碍其返回原来居住地，对被买儿童没有虐待行为，不阻碍对其进行解救的，可以不追究刑事责任。”“如果收买孩子的家庭没有虐待孩子，而且又比较配合，一般都不予以制裁。”徐俊说，“这是一个司法实践问题。据我了解，国内目前好像没有一例制裁买方的。”

　　另外，徐俊认为，应该加强“拐入地”的户籍管理。“这家平白多出了一个小孩，为什么没有人过问呢？”徐俊说。而且，有些被拐儿童通常以这样或者那样的理由顺利落户成为合法人口。

　　“如果有人过问，并且基层派出所对小孩的身份进行盘查，拐卖来的孩子其实就可以更早地落实身份。同时，通过对人口管理，控制拐入地市场，一旦发现可疑儿童，便提取DNA样本，也能让更多的孩子早日回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