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抗历经三阶段

　　2007年，重庆“最牛钉子户”吴苹打着维护物权法的旗帜，在媒体和网民暴风雨式的民意轰炸下促成了拆迁史上“一个伟大的标志性事件”。这让遭受同样境遇的被拆迁户多了幻想，但吴苹的幸运并没有在中国拆迁案例中复制。

　　在中国政法大学宪政研究所所长、曾任全国人大常委会秘书组副组长的蔡定剑看来，当初是因为《物权法》出台时出现舆论高潮，地方政府对强拆稍有收敛。但实际上，从本世纪初至今，暴力拆迁从未停止，“有时地方政府只是潜伏一阵，等风头过后，还是会强拆”。

　　近几年，地方政府的拆迁手段越来越强悍，抵抗的百姓还会被刑拘。前段时间，某直辖市的一份内部讲话资料曝光，其中明确提到强拆是一种合适的手段，并且要“形成巨大的压力，造成兵临城下的态势”。这次金牛区地方政府定性唐福珍事件为“暴力抗法”，并刑拘家属。正是种种强压，业主采取了玉石俱焚的抗议。

　　国内知名评论人五岳散人在接受本报采访时认为，从最近的事例来看，拆迁中双方的耐心似乎都被消磨了，对抗的手段与结果都越发的激烈。

　　“对抗从哀求式的上访，开始转变成伤害自身以求传播效力的最大化。”作为强势的一方，由于各种条件都具备，越发没有了协商解决的耐心与诚意，而住户方在财产损害更大、权益被侵害更多的状态下，也以更激烈的方式进行对抗。

　　五岳散人把中国拆迁的对抗分为三个阶段：最初，对抗是单向压制，因为那时传播媒介是有限的;第二阶段是上访以寻求司法救济;第三阶段，伤害自身同时也伤害对方，有时集体对抗，更极端的是自焚造成社会伤害。

　　《物权法》无力抗拆迁

　　近期频发的暴力拆迁引起了中国社会的极大关注，也引起了世界的广泛关注，日本《产经新闻》就此评论认为，中国市民维权意识增强，“一方面是地方不顾形象的蛮横做法，另一方面是市民保护私有财产的维权意识逐渐提高，这种官民冲突的事件很可能越来越多。”

　　于是，在拆迁的对抗中，有媒体人士将这样的场景形容为：一边是高举着支持依法强拆的《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一边摇动着本该更有力的《物权法》;一边是现实利益的铲车，一边则是铲车下迅即变成砖瓦石块的立身之所。

　　“无法阻止拆迁，人们才发现《物权法》是没有牙齿的。”蔡定剑认为，2001年6月修改制定的《城市房屋管理拆迁条例》为拆迁矛盾频发埋下隐患。尽管2004年修改宪法时，加强了对公民合法的私有财产不受侵犯的保护性规定，并在2007年出台了《物权法》，但拆迁条例并没有改变。

　　不少地方政府的拆迁行为都是以拆迁条例来支撑，高高地举起推土机铲。

　　背后的地方利益诉求

　　与以往中国式拆迁不同，本轮强拆行为中，有不少涉及地方政府的公共建设，成都被拆迁户唐福珍和上海被拆迁户潘蓉的房子在拆迁后，前者用作建污水厂，后者则用作上海世博会的重点工程虹桥交通枢纽。

　　去年，为抵御金融危机冲击，国家出台了规模庞大的4万亿投资计划，其中流向地方的基础建设占了很大比重，而当前宽松的货币政策也进一步刺激了地方政府投资热。“这次强拆集中爆发是由一个整体经济框架走向决定，地方政府需要消化这些资金，进而拉动GDP。”五岳散人告诉本报。

　　在涉及公共项目和基建项目建设时，地方政府打着公共利益的牌子进行拆迁，如果有合理的赔偿，想必唐福珍和潘蓉不会以死抗争，但是，拆迁行为往往被利益集团和开发商利用，成为一种掠夺。

　　“地方政府出现罕见的拆迁冲动，是因为巨大的利益诱惑。”学者袁剑这样分析。他认为，地方政府将土地从居民那里拿来之后，要么亲自拍卖，要么通过地方政府拥有的地产公司转手土地，一方面拼命压低买地价格，另一方面又拼命抬高卖地价格。这种具有经纪性商人的身份让地方政府成为交易中的一方。

　　还有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专家则表示，这轮拆迁暴力也许仅是开始，“四万亿的效应还没有完全显露出来，一些央企地王还没开拆，将来对抗方式或许会更加极端激烈。”

　　蔡定剑则认为，无论刺不刺激经济，原因在于地方政府从土地财政所获得的巨大利益，“拆迁背后有巨大的利益诱惑，现在根本问题是，我们没有制度去阻挡地方政府的利益诉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