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傅达林

　　在悲剧性个案、学者上书以及舆论的共同推动下，中国式拆迁制度终于迎来了“大修”。尽管目前政府立法部门还将新的“征收和拆迁条例”视若“机密”，但在媒体穷追不舍的各方打探下，这一即将用公民生命和鲜血换来的新法还是初露峥嵘。据报道，新条例草案或将增加几大亮点，如政府拟专设部门负责拆迁和补偿;有望先补偿再拆迁;房主如对拆迁有异议可提起诉讼等。(12月19日《山西晚报》)

　　就民意期望而言，在立法中破除地方利益阻力，设计正当的征收和拆迁程序，确立司法最终救济原则，这些都是衡量此次拆迁变法正义性的重要指标，也是新法优于旧法的“分水岭”。其中，将拆迁纠纷彻底纳入司法救济渠道，改变以往拆迁制度中政府部门既当“运动员”又当“裁判员”的现象，无疑更加令人期待，也更加符合现代法治精神。

　　司法当是最适合担当拆迁冲突的矛盾化解者。如果新的立法能改变现有由政府裁决的做法，打通“民告官”的救济渠道，由法院对强拆进行司法审查，并让所有的拆迁争议都能进入司法程序，无疑从制度上进一步畅通了利益疏导渠道，有助于从根本上化解日益激烈的拆迁暴力。

　　然而，这种良好的期望必须有一个前提，那就是我们的司法系统必须能够胜任化解拆迁冲突的重任。反观现行的司法体制，司法机关既无人事上的自由意志，又无财政上的独立保障，司法系统深深嵌入地方权力格局中，民间甚至有地方法院是“地方的法院”之讥讽。外部的体制之困让司法机关很容易受到行政和地方的干预，而内部的行政化管理体制同样弱化了法官独立审判的意志。在这种背景中，即便拆迁立法疏通了司法渠道，但实际生活中司法能否做到独立裁判，不免让人担忧。

　　拆迁冲突，一旦纠纷进入司法程序，审判者势必会受到强大的地方压力。例如近日媒体披露的黑龙江东宁强拆事件中，即便引发了拆迁户被打甚至自焚等诸多冲撞，但当地公检法等部门领导却全部表态称全力支持强迁!很显然，司法机关顶不住来自地方的压力不说，反而扮演了“帮手”的角色。尤其是在“信法不如信访、信访不如信网”的现实环境中，公民维权的趋向并不是首选司法。此时，司法化解拆迁冲突的效力就势必因为信任度不够而大打折扣。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立法中确立拆迁冲突的司法解决原则固然值得期待，但现实的司法环境同样需要我们保持清醒的认识。无论是化解拆迁纠纷还是均衡转型期内的各种利益冲突，都离不开司法制度的进一步改革与完善，离不开一个相对独立而有威信的司法系统的崛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