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租代征”耕地仅剩500亩

　　记者调查发现，“1·7”冲突，其实只是当地强行占地、以租代征等引发矛盾的一个缩影。

　　资料显示，河湾村原有3000多亩耕地。2003年开始，当地政府开始“租用”村民耕地，然后租给企业修建厂房。村民反映，就这样，2500多亩地被征用。

　　1月15日，记者在河湾村运丰路、勤丰路发现，道路两边全部建成厂房，分别有盛昌木业、勤丰纺织、宏达制衣、鑫源纺织、运丰恒温库、长江木业等数十家企业。其中，只有少数几家开业，其他厂房均大门紧锁，围墙内长满荒草，有些厂房玻璃未安，里面空空如也。

　　“我们经常进去放牛。”河湾村一村民说，在他们的耕地上建的厂房超过八成都已倒闭，有些厂房换过几次厂名，但未见过开工生产。

　　徐州市国土资源局证实，他们也发现闲置土地问题，并于去年7月发文，要求加快试点盘活闲置土地步伐，运河镇被选为试点，加速“腾笼换鸟”步伐。

　　徐州市国土局介绍，“腾笼换鸟”具体步骤是：运河镇政府出资4000万元，关停并转效益低下、濒临倒闭的企业，同时出资收购闲置土地。然后，再投入约4000万元，在收回的土地上建设标准化厂房10万平方米。最后，镇政府“招、拍、挂”公开出让、出租或出售这些厂房。

　　与此同时，邳州市还要求，各乡镇发展工业园区，每个乡镇均建有工业园区招商引资，河湾村并入运河镇工业园。

　　2006年，邳州市建立新区———邳州市经济技术开发区，河湾村位于新区东南部。镇政府收走河湾村耕地，转手卖给或租给企业。

　　除此之外，在河湾村原有耕地上，运河镇修建了占地100多亩的政府新大楼，和占地上百亩的“河湾张村公寓”小区。

　　项目不仅被指超标用地，而且涉嫌先斩后奏。

　　记者在徐州市国土局了解到，邳州市运河镇机关办公楼迁建项目2008年9月通过用地预审意见，同意占用河湾村2.6公顷土地(约36亩)，而非100多亩。

　　河湾村民反映，镇政府大楼2007年底开工，目前已建成60亩。另外，记者在徐州市国土局了解到，该项目当时并未获得江苏省国土资源厅建设用地审批。

　　经过几次“腾挪”，几年后的河湾村，如今仅剩耕地500多亩。

　　当然，以租代征过程并非一帆风顺，其间，村民的抵制始终未停。

　　河湾村多名村民说，去年8月，河湾村5位村民因耕地被村里出售到北京反映。村民介绍，村里拿去他们的耕地后，以每亩17万元卖给开发商，而补偿给村民的每亩只有3万元。

　　拖欠租金也曾引发冲突。村民介绍，2007年和2008年，村民因租金拖欠两次推倒企业院墙，砸毁警车。

　　村民王兆英介绍，2007年，河湾村委会征用她家耕地时，她跪在地里磕头，被几名村干部架起抬走，挖掘机铲平地里庄稼。

　　“我们不能光看到那1000元的租金，耕地是我们的保命田。”今年1月13日，72岁的王兆英告诉记者，她有一个30多岁的儿子，哑巴，患精神病，她和丈夫薛银礼指望地里收粮养儿，耕地被征后，就剩1000元补偿，“心里慌”。(来源：新京报 涂重航)

　　一拍为快

　　“暴力征地”频发的思考

　　近年来，全国暴力征地事件频频发生。网上搜索“暴力征地”一词，此类事件一件件、一桩桩、叫人触目惊心。动用警力，城管，甚至黑恶势力对被征地农民和拆迁居民进行殴打、拘留，致人伤亡的事件不胜枚举。更有甚者，警察与黑势力同台执法，打死打伤人民群众，极大的伤害了人民群众对党的感情，造成了极坏的社会影响。

　　究其原因，主要有以下几点：

　　一、政府和开发商从农民手中得到的土地价格低廉。从农民手中拿来，只是支付了按年产值的不超过十五倍补偿，与土地的实际价值相差十倍甚至是几十倍。

　　二、土地从农民那里拿来后，虽经公开的土地市场挂牌出让，可真正拿到地的开发商大多是在支付了一笔不菲的操作费后，才能得到，这背后的利益输送，就成为了部分政府官员与开发商合作的源动力。

　　三、土地收益是政府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也是部分地方政府不顾农民利益，从农民手中抢地的原因。以湖北长阳永和坪征地为例，支付给农民的土地补偿仅仅只有1800万左右，而挂牌出让就让政府进帐1.1个亿，这一差价相当于这个县一年半的财政收入。就此不难理解政府为什么会调动一切力量从农民手中夺地了。

　　四、开发商进入后，所带来的建筑业务，也是政府官员乐于圈地的重要原因。有了地，有了开发商，自然房子就得有人建了，当地领导的亲戚，关系户，甚至情人，都可以分到一杯羹。对上，可以以经济发展为标榜，领导那里的面子过得去，对下，不管你有多大的意见，都以经济发展的需要为借口，哪管什么农民利益，社会责任。而失地农民要在建筑业务上寻找点出路，往往就以资质不足，押金不够等将他们拒之门外。

　　暴力圈地的大量存在，让我们不得不对现行的土地制度作深层次的思考：

　　一、土地的村集体所有性质，使农民土地权利得不到保障。农民对土地只有承包经营权，没有所有权。政府和开发商往往只要和当地的村委会签订协议就把土地卖了，不用征得农民的同意。虽然有的也召开村民代表会议讨论，但大多是走过场，变成强奸民意的另一种形式，没有真正的民主可言。

　　二、被征地农民补偿政策存在缺陷：土地的补偿标准与土地实际价值存在巨大差距：按现行国家土地治理法在征地补偿及青苗费和安置补偿的计算，只是按农业产值计算土地收益，一亩地补偿款最多也就是六七万块钱，没有根据地理位置的不同，计算级差土地收入，所以农民的土地级差权益没有得到保障。

　　这些被征用的土地，一般地处城郊，地理位置优越，极具开发利用价值，一般城郊农民建房一个地基，转让实际价值已经远远超出了国家的征地补偿标准，甚至比国家规定的补偿标准多出四到五倍。以长阳这个小县城为例，城郊一个农户建房地基约二分地，转让费已经在五万以上，这样算下来，一亩地实际的市场价值已经在二十五万左右。

　　三、失地农民生活出路问题缺乏必要的制度保障。城郊农民，人均耕地少，一般人均不足一亩地，有的甚至不足两三分地，农业收入来源本来就很微薄。有的农户征收的补偿款还不够一家一年的生活费。而大多征地后，政府和开发商没有对失地的农民生活问题进行较好的安排，以至农民不愿意放弃对土地的依靠。

　　四、土地违法案件监督不力。违法占地，少批多征，报荒地占耕地的现象大量出现。使基本农田保护政策如同一纸空文，有的地方政府，更是明确的提出，土地治理法的目标是保障发展用地，根本没有把耕地保护的基本国策放在心上，群体性事件发生以后，造成事件责任的官员得不到追究。相反，地方政府借助其强势地位，置国家的宪法和法律于不顾，采用封锁消息，打击报复，对上访群众限制人身自由等方式，大事化小，小事化了。这样的事件影响到一个地区的形象，县里这样想，市里这样想，省里也这样想，所以层层掩盖，中央就听不到百姓的声音了。　　土地，承载着农民的未来和希望，暴力抢夺农民手中的土地，极大的伤害了农民的感情，使人民群众对我党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理念产生了怀疑。为了杜绝此类事件的发生，国家有关部门，应尽快修改不利于保护农民土地权益的法律法规，斩断土地暴利的利益链条，同时加大执法监督力度，严防损害农民土地权益的案件再度发生。(来源：百度空间)

　　律师点评：

　　近年来，全国暴力征地事件频频发生，此类事件一件件、一桩桩、令人触目惊心。

　　《宪法》第十条明确规定，国家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可以依照法律规定对土地实行征用。征用土地具有三个明显的特点：一是强制性，征地是国家的特有行为，被征地单位必须服从国家的需要。二是经济补偿性，用地单位要向被征地单位给予经济补偿;三是土地所有权变更，被征用后的土地所有权发生转移，即集体所有的土地变为国家所有的土地。

　　对于该法条的理解我们更应该关注的一点就是“公共利益”，具体来怎么界定公共利益目的是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正如我国有学者指出：“社会上的强力集团控制着舆论，他们解释着什么是公共利益，他们往往把自己的价值判定说成是代表整个社会。”这种对于公共利益的客观性的质疑是反思社会现象的结果，反映了人们在“公共利益”问题上价值判定和事实判定的迥异。政府打着扩大城市规模、旧城改造、建设开发区的招牌，大肆征地用作房地产开发等活动，成了土地市场上的“二道贩子”，这是公益所不能容忍的。农民合法的土地承包经营权是受到《宪法》、《土地治理法》、《物权法》等法律法规保护的，任何人不得随意侵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