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2039年，我国将出现不足两个纳税人供养一个养老金领取者的局面，这被称为“老龄社会危机时点”。

　　在这场关注老龄化的浪潮中，争议最大也是最直接的，是“钱”的问题。待遇差特别大、存在制度性结构缺陷也是颇为尖锐的问题。

　　业内人士认为，要化解老龄社会日益逼近所带来的潜在危机，相关应对策略就应尽早走向机制化、体系化，并进一步上升到法律的层面

　　“人活着，钱没了”———未富先老，已经成为我国现代化进程中极大的隐患和挑战。

　　近期，来自各方面的研究都表明，中国老龄化速度之快前所未有，其在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等诸多层面带来的冲击空前强烈。而与此同时，有业内人士指出，我国在应对人口老龄化问题上还存在着制度准备不足、老龄保障和服务发展滞后等薄弱环节。

　　早在去年，国务院副总理、全国老龄工作委员会主任回良玉就将老龄化问题提升到“关系国计民生和国家长治久安的重大问题”的高度。业内人士指出，中央对老龄化问题的高度重视，将有利于促进有关部门在养老、医疗、福利、社区服务等应对措施上的完善。但要想真正地化解老龄化危机，并且变“危机”为“契机”，就要从制度建设入手，力争为老龄事业发展创造更加良好、宽松的法律政策环境。

　　2011年以后的30年里，中国人口老龄化将呈现加速发展态势，到2030年，中国将成为全球人口老龄化程度最高的国家

　　一名在北京已经成家的白领告诉记者，让他和他的妻子感到很有压力的一件事情就是，今后两个人要照顾“4个老人”。

　　“因为我们都是独生子女。”这名白领说。

　　老龄化问题听上去很遥远，但实则已经日益逼近：

　　中国社会科学院财政与贸易经济研究所于9月10日发布的《中国财政政策报告2010/2011》指出，2011年以后的30年里，中国人口老龄化将呈现加速发展态势，到2030年，中国65岁以上人口占比将超过日本，成为全球人口老龄化程度最高的国家。到2050年，社会进入深度老龄化阶段。

　　中国老龄事业发展基金会会长李宝库近日也公开表示，中国正快速步入老龄化社会，预计2050年中国60岁以上老年人将占3成，达31%。

　　而在由全国政协举办的“21世纪论坛”召开的主题为“通过养老保险制度化化老年危机为老年红利”的专题研讨会上指出，2015年劳动人口将开始下降，老龄人口加速上升，一直要到2039年才会开始下降。也就是说我国的人口红利期即将结束，到2039年，我国将出现不足两个纳税人供养一个养老金领取者的局面，这被称为“老龄社会危机时点”。

　　根据联合国人口老龄化的标准，一个国家60岁及以上的老年人口占人口总数的比例超过10%，或65岁及以上的老年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高于7%，这个国家或地区就进入了老年型社会或老年型国家。据统计，目前中国老龄人口已超过1.67亿，占人口总量的12.5%，预计到2020年将达到2.43亿。

　　而根据联合国最新的人口数据预测，2010年中国60岁及以上人口占比将达到12%，低于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的平均水平，人口老龄化问题尚不突出。但是，2011年以后的30年里，中国人口老龄化将呈现加速发展态势，60岁及以上人口占比将年均增长16.55%，2040年60岁及以上人口占比将达28%左右。在这30年里，中国开始全面步入老龄化社会。到2050年，60岁及以上老人占比将超过30%，社会进入深度老龄化阶段。法制日报记者 杜晓 法制日报实习生 蒋新军

　　目前为止，我国的养老金制度体系上讲的是“制度覆盖人员”。但是，城市人和农村人、事业单位和企业职工待遇差特别大

　　在这场关注老龄化的浪潮中，争议最大也是最直接的，是“钱”的问题。

　　“到2030年，我国将成为全球老龄大国，这期间的20年里面我们要筹集多少钱来养老，这是一个非常现实的问题。”经济学家、中国民主建国会北京市委法制委员会副主任委员马光远博士告诉《法制日报》记者，社会老龄化是不可避免的，但问题在于“我们养老的钱来自哪里，这方面的政策存在很多问题，包括农村的新农保一个老人每个月12元，这个是远远不够的”。

　　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就业与社会保障研究中心主任杨燕绥教授告诉记者，当前我国养老金制度最大的问题就是碎片化。

　　“到目前为止，我国在养老金制度体系上讲的是‘制度覆盖人员’。但是，城市人和农村人，事业单位和企业职工，养老金制度都是不同的，也就是说缺少一个统一的制度。按理说，全国范围内的养老金制度是应该整合起来的。”杨燕绥说。

　　而由“碎片化”带来的第二个问题就是“待遇差”。

　　“养老金制度本身是强调公平的，但是现状是待遇差特别大。”杨燕绥说，“例如农民每个月可以领到55元，而事实上，我在广东调研的时候发现当地的很多农民一年都不去领，一个原因是嫌少，另一方面最根本的就是农民们并不靠这每个月的55元过活。而城市职工不一样，他们的1200元是按时要领。也就是说他们是依赖这个来生活的。这样，农民的55元移植到事业单位是4000元左右，公务员则是5000元左右。对于这样大的一个差距，容易引起社会的不和谐。”

　　从55元到5000元这样一个待遇差，背后还有相应的“贡献”问题。杨燕绥认为，对于企业的职工来讲，他们是要交付自己工资的8%出来，而企业要交20%，加起来28%的费用，才能取得一个1300元的养老金水平，而相应的，事业单位人员和公务员不需要交纳任何费用就能取得三四千元这样的水平，这样的差别是很大的。

　　所以接下来，第三个问题出现了：制度性结构缺陷。

　　在杨燕绥看来，“待遇差”的出现，最关键在于，缺少一个好的制度结构。“一个好的结构才能带来公平和低负担，所以说中国的养老金制度亟待结构性调整”。

　　评论：当老龄化危机遭遇“中国式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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