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测诊断”

　　优抚医院院办的工作人员告诉记者，是武汉市气象局的几个人和优抚医院的医生将邱小卫送到医院，而精神病相关法规规定，只有监护人和近亲属才有权送治精神病人。对此，记者向何兵和张自然进行了求证。

　　何兵说，当时张自然写了一份申请书，委托武汉市气象局将其女儿邱小卫送至精神病院治疗，连优抚医院都是张自然主动联系的。张自然则向记者表示，她虽然在申请书上签了字，但并不是出于自愿——何兵对她说，如果不签字就开除邱小卫。她不愿女儿失去工作，而且单位承诺担负除医保以外的所有的医疗费用。

　　张自然表示，在知道女儿在精神病院的遭遇后，她曾多次跟医院交涉，希望尽早接女儿出院，但医院以“谁送来谁接走”为由不让其出院，“医院想要赚取单位支付的医疗费用而不放人。”张自然说，因为自己态度坚决，“如果邱小卫不来月经、眼睛看不清、拉不出屎引起任何后果，你们都愿意负责任的话，就给我写个保证书，不愿意的话就让她出院。”最终，医院才让邱小卫出院，但是将治疗时间由原来说好的一个疗程(3个月)延长至12月4日。

　　而何兵却有另一种说法：不让邱小卫出院的人是张自然，张自然出现这样反复的行为是因为她的矛盾心理——她一方面希望女儿能得到治疗，另一方面又怕女儿在精神病院受苦。

　　邱小卫在入院之前，是不是确实先被诊断有精神病?何兵告诉记者，他们曾先请医生对邱进行了 “目测诊断”(即为2009年7月21日的询问)，发现她确实有精神病。

　　不合法的行规

　　从去年7月到现在，邱小卫的这段遭遇给她的生命打上了深深的烙印。“以前的我能歌善舞，写得一手好文章，虽然外表不漂亮，但有人格魅力，很受领导喜欢。”邱小卫说，许多同事一定没想到她会变成如今的样子。

　　从精神病院出来后，邱小卫身体发胖、月经不调、视力减弱、记忆力减退……最明显的是，每次步行经过天安门广场时，保安都会拦住她盘查，理由是她神情异常，而以前从未发生这样的事。她认为，一个陌生人都能看出她前后的变化，尊严受到极大的摧残，而这一切都是被强制住院造成的。

　　在非自愿的情况下，对疑似病人进行 “目测诊断”之后强行收治，这种做法合不合法?

　　深圳律师黄雪涛表示，在国内的精神病行业里，确实有这样的“行规”：疑似病人在被介绍病史后，医院可以强行将其带回医院检查，有病则住院治疗，没病也要住院观察。也就是说，像邱小卫这样的人，一旦被强行入院就必住院无疑了。

　　黄雪涛说，按照国际的标准，任何一个成年的人都有医疗的自我决定权，即使是精神病人。只有在威胁自己或者他人生命的情形下，精神病人才能被强行收治。尤其是一个人没有经法院认定为限制或者无民事行为能力之前，均不得随意为其指定监护人，借此剥夺他人的人身自由。“医院的这种做法虽然是他们的‘行规’，但却是与现行的《宪法》《刑法》《民法》当中有关人身自由的法律规范相冲突的。”她说。

　　黄雪涛认为，此次治疗对邱小卫来说是伤害大于疗效，即使是为了治病，若治病本身带来的伤害大于疾病，那么治疗本身就要受到质疑。

　　不是第一例，也不会是最后一例

　　今年10月10日，深圳律师黄雪涛牵头并执笔的《中国精神病收治制度法律分析报告》(下称报告)发布，该报告揭示了中国精神病收治制度现存缺陷，并提出了改革建议。

　　报告称我国精神病收治乱局更为深层的原因是，把“限制人身自由的强制收治”看做“纯粹的医疗行为”，医生僭越法官的权力，给予当事人的近亲属或者送治人以“监护人”的地位。这使得任何人被精神病院强制收治成为可能。

　　报告发现，大量不该收治而收治的案例显示，送治人与本属正常人的被送治人有明显的利益冲突，隔离治疗使送治人获利，而医疗机构也从中获取商业利益。

　　黄雪涛表示，精神病行业的标准被默许的行规无限扩大，到令人恐惧的地步。某个行业不应该仅仅依靠行规行事，有病没病应该拿出来大家讨论，制定出一个公共标准。她表示，他们写报告的原因之一也是想引起社会的关注，因为只有社会的声音才能抗衡一个行业的话语权。

　　报告指出，确认住院精神病患者的诉权或是解决我国精神病收治问题的关键。对此，黄雪涛希望实现这样一个愿望：精神病患者能够有权指定律师对抗监护人。即提供一个平台，让精神病患者有说话的机会，有病没病谁是谁非，交给法官来裁定。对于这类案件，应该有一个独立的地方力量介入，及时地干预和阻断被强制收治的行为，保障被收治人的人身自由。

　　北京市鑫诺律师事务所律师李仁兵表示，邱小卫的案件很恶劣，但这不是第一例，也不是最后一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