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胡印斌

　　北京两会消息，今后5年，北京将调控人口规模，配置进京户籍指标。北京市政协委员、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副院长袁济喜就此建议，应该努力减少外来人员盲目进京，对黑车等灰色行业和无目的进京人群加强管理。他还说，缓解北京人口压力，“不能纠缠于个人情绪”，“以为北京进行人口调控是在排外的想法是似是而非的，或带有蛊惑性的”。（1月17日《新京报》）

　　我是真诚地愿意听从劝告的。然而，一个疑问是，怎样才算“盲目进京”？谁来认定？如何劝告或者驱逐？

　　青年学者廉思关于北京等大城市大学生 “蚁族”的调查何以引起广泛共鸣？除了其调查深深触动了当代城市寄居者的隐痛之外，更以无可争辩的翔实数据揭示出一个时代的精神断面。“蚁族”，尽管也可能属于“盲目进京”，但这个群体在学者的调查中眉目清楚，内涵外延规规整整，并无半点游移模糊的地方。以此反观袁委员所列举的“盲目进京”人员，则显得缺乏清晰确定的目标群体，就匆匆忙忙下结论，甚至暗示公权力进行干预、驱逐，这样的思路十分危险。

　　再一个疑问是，什么叫“纠缠于个人情绪”？公众对一项公共政策表示关注并讨论，或者说表达一些不甚满意的声音，这本来就是权利的正当表达，事实上，这正是社会的“公心和理性”所在。一个社会的公正与否、理性与否，并不取决于公众是否“纠缠于个人情绪”，而是恰恰在于每一个个体都有权利表达个人的诉求，也在于每一个个体都有权利到任何一个想去的城市生活。当然，城市有权利通过公共政策表达对某一人群的好恶。只是，这种好恶绝对不能以“公心和理性”之名而行歧视和驱逐之实，更不应该以污名化的做法剥夺人们追求幸福生活的权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