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变成机器人

　　和老乡吕莲娟一样，30岁的保君在东莞打工10年，也从未在春节返乡与家人团聚。他是家里的支柱，每月挣到手的一千多块钱，除了支付自己的房租、伙食，还要养活老婆及女儿。

　　“工资越来越少，物价越来越高。城市越来越繁华，可那和我一点关系也没有。”这是他10年来最大的感受。3000多个日夜里，他有一半的时间，面对同样的流水线，重复着同一个动作。有时他抬头望望周围，千人一面、整齐划一，再望望那些轰隆隆的大机器，他觉得，自己已经变成一个机器人。

　　许多次，他想逃出工厂，去创业，可最终总是以平息冲动、镇压欲望收场。要是失去了几年来的省吃俭用拼命加班才有的小积蓄，一家便沦为赤贫。

　　最近几年，这种欲望越来越淡，有时刚泛起一点小涟漪便消失在一潭死水之中，再后来就几乎不再出现了。

　　“打工至少能解决温饱，可它就像一块鸡肋，消耗了我所有的青春，让我变得越来越胆小，没有希望，也不敢绝望”。

　　10年来，如同所有的工厂工人，他要日夜轮班。夜晚工作是他最难受最孤寂的时候，他想象女儿的模样，鼓励自己坚持下去。女儿是他惟一的希望，他想把她健康养大，不再让她出来打工，重复自己的命运。

　　保君对周围的环境产生强烈的不信任感。打工10年，东莞仍是陌生。自己不属于东莞，他觉得把养老金存在这里，心里特别不踏实。“以后要办理转移，又得一笔路费”，再说，“政府一个字把你卡死了，以前连办个暂住证都很困难，他们三番两次把我抓去收容所，然后罚钱。”

　　“中国的社保像是在抢劫”，保君的不信任感源自日积月累的制度剥夺。2002年以前，广东地区的外来工如果中断缴纳养老保险，养老保险基金全部归地方政府所有。在这之后，广东开始办理外来工退保业务。如果终止劳动合同，他们能拿回个人缴纳的那一部分。学者刘开明推算，2002年到2008年间，广东从退保外来工收取的养老保险金至少有300亿以上。直到2010年，他们才能转移社会保险关系，而不能退个人所缴金额。

　　休息的时候，保君偶尔也去南城步行街走走，自己永远消费不起，只是看着别人消费，幻想自己身着千元西装，“也有个人样”。可他不敢往商店多看几眼，他害怕遇到服务员盯着他的眼神。

　　闲暇时光，他大多在老乡范大叔家里打牌，或是看看电视。可是电视越来越不顺眼，他觉得“新闻联播完全不可信，都是假新闻”。

　　近几年来，保君开始上网了，他看到国外的工会为工人争取利益，羡慕不已，“自己工厂的工会，最多组织大家去看电影。”

　　“外国工人最苦最累的活，他能买房开车，在中国，打一年工，打10年工，打60年工，还是那个命。”

　　他指了指身边 80岁的范大爷。范大爷耳背，没有任何的保障，靠着57岁的儿子赡养。儿子范大叔进东莞10年来，每天都在城中村穿街走巷，靠拾荒收废品为生。范大爷呆坐在小凳子上，烤着炭炉度过漫长的冬天。保君觉得他们就是自己在这个城市的未来。“东莞只是一个站台”，他想回去了。

　　“炒掉东莞，炒掉老板”，他说。嘴角泛起一丝苦涩的快意。

　　回不去的故乡

　　如果说，广西老家的山水，仍为保君留一条退路；那么，对于22岁的孙平来说，广西老家的山水，只能永远驻足在童年。

　　他的父母在东莞打工10年，每隔几年，就回家盖一点房子，陆陆续续盖起一层楼。作为留守儿童，他也每隔几年就来东莞和父母相聚。18岁那年，他从高中辍学来莞打工。

　　几年下来，他辗转了几家工厂，“一个地方呆久了，没机会学东西，就不想呆下去”，相比起金钱，他更看重技能积累。

　　今年，他回家了一趟，竟觉得“看哪里都不顺眼”。连续几天，他都感到单调无聊，无所适从，“没地方可去，一眼望到尽头”。

　　在工厂，仍是每天工作12个小时，但孙平并不觉得累。他蜗居在城中村，热爱城市的繁华。他最大的消费是买衣服，一件几百块钱，全是运动品牌。他觉得，唯有穿上时尚品牌，才显得“整洁”，显得与这个城市相匹配。

　　对孙平这一代人来说，很早接触网络，打开的是一个全球化的视野，接触的是世界最主流的叙述：城市化以及消费主义。他们成长的中国，是一个时空混乱的转型中国，他们从前现代的村野走出来，迈进现代化进程中的血汗积累，消费于后现代的狂欢之中。

　　18岁的张柱，在一家皮带厂的流水线。每个月，他最高兴的事情就是买衣服，然后和朋友到大型舞厅摇头晃脑地蹦迪。那是他摆脱机械感的一种方式。他讨厌被称为“农民工”，他说，非得带“工”字的话，请将他归类为“员工”。

　　他在小卖部里和母亲吵了起来。过去10年，他的父亲在工厂做保安，母亲是清洁工，辛苦攒了3万块，回家打个地基就没了。她希望儿子安心打工，完成全家建房子的心愿。“谁想回去住！”张柱厌烦母亲的牢骚，他希望母亲把钱拿出来，支持他创业。

　　“他们这一代人，赚一分钱就想把它埋到房子里面去，我想的是，如何把一分变成两分。”张柱看人的眼神坚定，毫不闪躲。

　　张柱利用网络学习劳动法，看看老板的行为哪些地方不符合规范，同时还向母亲普及法律常识——这也是一个大趋势。在过去几年，网络成为新一代农民工了解自身权利、维护自身权益、表达自我的发声渠道。

　　2010年5月，广东南海。一群本田工厂的年轻工人行动起来了，因为不满过低的工资待遇，罢工抗议，要求与资方谈判。工人要求提高工资、改革薪酬机制、改革管理制度。

　　此后，工人有条件复工，推举出一位代表，并组成谈判代表团。代表团在网络发出公开信，要求资方同意召开员工大会，要求由一线员工选举产生工会等，并声明若得不到满意答复，将在3天后再次罢工。他们写道：“我们的维权斗争不仅仅是为了本厂1800个员工的利益，我们也关心整个国家工人的权益，我们希望立下工人维权的良好例子。”

　　他们以积极的方式，反抗中国劳资双方的不平等。他们打破了群体的沉默、无力与沉沦。

　　同年，在富士康，13条年轻的生命从高楼坠下，以死亡表达人生之绝望。他们的悲剧唤起了社会对新生代农民工命运的思考和关怀。而他们，在过去的10年，已经成为中国农民工的主体。

　　“那些跳楼的人脑子都是浆糊，”孙平谴责自杀的同龄人。然而，和他们一样，孙平觉得打工几年，最大的收获是：现实是残忍的，金钱是惟一的逻辑。没有钱，就没法在这城市立足。

　　他觉得自己不会一辈子打工，他觉得他能改变命运，虽然暂时还不知道改变的方法。但他确定，他不愿再回到农村去了，因为他们和这个飞速发展的国家一样——“童年的感觉已经消逝了，农村是老一辈的事。”

　　(感谢刘开明先生、林涛先生、曾飞洋先生提供的大力帮助，部分资料参考刘开明的《出口型增长与工资不平等》，文中未成年人王大顺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