艰难涨薪

　　2004年春节刚过不久，广东、福建、浙江等沿海地区开始出现“民工荒”。由于农副产品价格上涨，一些农民工选择在家务农，不愿回到工厂，不愿继续忍受恶劣的工作条件。

　　这一年，国家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发表《关于民工短缺的调查报告》称，珠三角地区12年来月工资只提高了68块钱，外来工月薪在600左右，长三角地区略高。工资不仅超低，需要以加班来获取，还常被拖欠。政府工程是拖欠工人工资的最大祸首，仅2001年各级政府拖欠的工程款就高达660.75亿元。中华全国总工会数据显示，到2003年，全国各行业共拖欠农民工工资1000亿元。

　　他们几乎没有任何社会保障及福利，直至“民工荒”的那年春天，农民工成为劳动力市场上的“紧俏商品”之后，政府才敦促企业为农民工支付法定的社会保险。

　　次年初，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农村研究部发布报告称，未来几年，中国需要推进户籍制度改革，创造将农民工转化为稳定的城市产业工人和市民的制度环境。

　　2004年，因为缺工，吕莲娟成了新科电子厂的正式员工。她有了工资卡。9月，她的底薪为440块，加班114小时，再扣除16块钱绿化费，最终能拿到1179块钱。两个月后，她开始有了养老保险。这突然的改善让她开心了好一阵子。

　　每一天，她6点钟起床，在6：50之前赶到无尘室的流水线上，开始清理磁头，到了下班，通常已是晚上七八点，天已经完全黑了——她难以见到厂外的太阳。每一天都累得腰酸胃痛，可她心甘情愿地忍受这一切，赚钱的唯一办法是，加班、再加班。

　　此后几年，工资缓慢提升着，直到2008年，新劳动法出台，底薪才被提到815块钱。这一年施行的《就业促进法》规定，农村劳动者进城就业享有与城镇劳动者平等的劳动权利。农民工的平等就业用法律的形式固定下来。同年，国务院加设新的办事机构——农民工工作联席会议办公室，专责处理农民工事务。

　　好景不长。9月，金融危机暴发了。押宝于出口导向的沿海中小企业纷纷倒闭，2500万农民工失去工作。他们大多数没有得到任何补偿，默默返乡，或是往其他地方迁徙。

　　吕莲娟所在工厂也遭到金融风暴的袭击。2009年开始，工厂不再让她加班。赚不到更多钱，她也“跟着感觉走”，跟着其他工人消极怠工，在正常上班时间，故意放慢速度，或者干脆站着不干活。

　　当不满情绪向生活蔓延之时，新的生命悄然降临。2009年6月，肚子里的小女孩已经4个月大了，吕莲娟忐忑不安地辞掉了工作。她想起那个挺着大肚子上班的工友，竟然生下一个浑身乌黑的婴孩，那孩子不久之后就死去了。4年前的一个早晨，她刚去上班，因为吸入过量消毒水，晕倒了。之后住院四十多天，除了医疗费，吕莲娟没有得到任何补偿。她经常头痛，她想那也许是工作落下的后遗症。

　　吕莲娟孤独地面对农民工群体共同的问题。他们不仅经常面临工伤的危险，还占据着90%职业病患者份额。有害的工作环境正在夺走这些他们赖以生存的最基本的资源，患上职业病似乎是家常便饭，维权却是举步维艰。

　　2009年，患肺尘病的河南工人张海超在维权无门后，只能跑到医院，“开胸验肺”，才最终引起关注，获得赔偿。职业病顽固的维权之门，因为一个农民工的悲怆之举，才艰难地得以开启。

　　无力消费

　　吕莲娟一家四口挤在下敦村一个小单间里，儿子睡一张床，她和丈夫、小女儿挤一张。小女孩总是哭闹，鼻涕滴答。没有衣柜，衣服都挂在儿子的床尾。房租一直涨，她在村里辗转换了几个住处。这个几平米的小单间，一个月要花去300块钱。

　　阳台用铁皮遮顶，铁皮挖出一个洞，让阳光透进这个潮湿的小房间。阳台一端用来做饭，一端是卫生间。下雨时，她就把小煤气炉拖进房子，在地上做饭。

　　儿子王大顺是去年接过来的。过去10年间，他都随着外婆留在老家。为了省去春运的费用，夫妇俩也从未回家过年——来回的车费要700块钱 ，是平常的两三倍，过一次春节，要花去一两个月的工资。如今儿子长大了，外婆渐渐管不住他。吕莲娟害怕他像村里其他留守儿童，去网吧上网，沉迷于游戏，或是像那个14岁的孩子，吸毒过量而死于非命。

　　因为户籍制度，农村户口的王大顺没法享有城市的义务教育。到了东莞，他只能在附近的农民工子弟学校就读。一年的学费将近5000块，她退回来的社保金，只够支撑他读两年书。

　　辞去工作后，一家四口都要靠丈夫一个人养。他在工厂打工，每天工作12个小时，没有任何保险及福利。扣掉300块的伙食费和32个小时休息费，每月只能拿到1400块。

　　比起10年前， 生活变得更糟糕。她的工资从未超过两千块，底薪最高的一个月，加班100小时，最终也只能拿到1949块。物价却一路飞涨：2000年，100元能买到100斤好大米；2010年，100元只能买到四十多斤普通大米。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计算，10年间，物价总上涨为25.37%。

　　猪肉涨价后，吕莲娟便极少吃。前几天生日，才买了5块钱猪肉煮白萝卜庆祝一番。但她坚持每天煮一个鸡蛋给女儿吃，孩子是她通往未来的入场券。她想着，即便没有储蓄，没有保险，有了孩子，她就不至于老无所依。

　　家里几乎没有电器，那台小小的电视，起初吕莲娟因为怕浪费电而不愿意买，还是在丈夫的坚持下，花上60块钱在废品站买来的。

　　10年来，最大的消费是去年为儿子学英语买的影碟机，花了将近500块钱。可儿子并不喜欢学英语，影碟机被废弃在一边。他想回家了。他怀念在家乡的河里恣意游泳，怀念在田野间和小伙伴戏耍。他开始在学校里结识老乡、组成阵营，对抗那些欺负人的孩子。他个头矮小，每天都挨人打，可他总是全力反击。“打不过也要打”，这是12岁的王大顺最新领悟的道理。

　　吕莲娟想，这个城市永远不属于自己。她也想着回去，可是，老家没有房，结婚时用的屋子还是借来的，再说，生了第二胎回去还要被罚款。

　　最近一年，中国从金融危机中恢复过来，又开始了新一轮的民工荒。她就想，现在工厂都缺工人，也许还会有机会呢？

　　在去与留的彷徨之间，在随时准备迁徙的不确定之中，在展望未来一片茫然之时，吕莲娟唯一确定的，就是尽可能节省，最大限度地减少消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