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政部日前发布数据显示，全国国有企业2010年实现利润19870.6亿元，同比增长37.9%。国企利润非常可观。

　　同时，国务院决定，从2011年起，对央企（2家粮棉储备的央企除外）统一提高国有资本收益收缴比例，并扩大征缴企业范围。政策一出，围绕国企红利的话题再度升温。

　　为什么要向包括央企在内的国有企业征收资本“红利”？企业目前的缴税比例是高了还是低了？怎样让这份“红利”取之于民、用之于民？

　　利润近2万亿元上缴红利不到5%

　　“根据2010年前的有关规定，部分央企须上缴利润5%~10%的‘红利’。上缴收益占国有企业利润比重过低，与其良好的盈利状况和占有巨大公共资源的背景不适应。”财政部财科所所长贾康说。

　　数据显示，以上年实现利润按比例征收央企红利为主而实现的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入，2008年、2009年分别为547.8亿元、873.6亿元，2010年约为440亿元。而据财政部公布的数据，2010年国有企业累计实现利润近2万亿元，只拿出不到5%上缴“红利”。“按国际惯例，上市公司股东分红比例为税后可分配利润30%到40%之间，国有资本向国家上缴盈利普遍高于这个水平，英国盈利较好的企业上缴盈利相当于其税后利润的70%至80%。”贾康介绍，2007年恢复“红利”征缴以来，我国央企中上缴比例最高的资源性行业及垄断行业，也仅仅上缴税后利润的10%。

　　目前，金融类国有企业并没有纳入收益上缴的范围。“我国金融企业的竞争力已大幅提升，继续实施免缴政策不仅导致国有资本上缴规模偏小，而且在市场主体间形成了不平等竞争。”贾康说。

　　上缴红利用于民生支出较少

　　除了上缴比例过低，国企红利“体内循环”的现实也颇受争议。

　　以国有资本红利为主要来源的国有资本经营预算体系，主要定位于调整国有资本在不同行业与企业之间的配置状况，并不注重公共福利。数据显示，2008、2009年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支出1553亿元，主要用在产业结构调整、技术创新、重组补助等方面。而2007、2008两年，国企红利调入公共财政预算，用于社会保障等民生的支出只有10亿元。“国有企业是全民所有的，国企利润也该回报咱老百姓。都说我们有全球最赚钱的银行、全球最赚钱的电信公司、全亚洲最大的石化企业，可这些企业之所以能发展这么快，还不是因为国家给政策给钱，十几亿人给他们市场！现在国企利润那么丰厚，每年却只给国家交一点点，交完了再拿回去发展自己，落不到百姓头上，这怎么能说得过去呢！”讲到国企红利问题，黑龙江的退休教师孙阿姨很不满意。

　　人们还看到：国企员工享有的高额工资、奖金和福利，不断加剧收入分配差距；国企财大气粗的产能扩张、资本扩张，不断挤压民间资本的发展空间。“上万亿元国有资产变成一部分人的利益分配，这是不合适的！”中央党校研究室副主任周天勇说。

　　纳入公共财政让全民共享红利

　　此前亚洲开发银行在《2010亚洲发展展望更新》一文中建议，中国应通过再分配将国有企业利润更多地用于社会开支。据亚行统计，目前中国教育、卫生、社保等公共方面的开支仅相当于GDP的6%，而发达国家的这一比重高达28%。

　　尽管有专家提出，国企利润并非进了民众钱包才是“惠及百姓”，企业本身的发展壮大同样是全民财产的增值。可老百姓更希望通过“分红”，让自身生活得到实实在在的改善。中国改革基金会国民经济研究所副所长王小鲁提出，央企给“股东”的红利应该纳入公共财政，让更多百姓受益。

　　财政部财科所国有经济研究室主任文宗瑜说，应该将更多纳入国有资本经营预算的国企“红利”用于解决社会保障、医疗卫生、教育、就业等民生问题。“比如弥补社保基金的预算与支出缺口，以及公共预算支出缺口，充分发挥国有资本经营预算作为政府宏观调控手段的作用。”据《人民日报》J10〇

　　2万亿全国分 每人可分到1400多元

　　相当于西安一名小学生6年书本费

　　如果把2010年2万亿的国企利润均分给每个中国人，可以分到多少呢？若以全国13亿多人口计算，每人可分到1400多元。这又意味着什么呢？

　　西安市民高女士的儿子就读于东郊一所小学，今年上四年级，本学期书本费为98.5元。以此计算，1400元相当于读完6年小学的书本费总和。而一名初中学生本学期的书本费为200元左右，1400元也完全能让其读完3年初中。

　　同时，1400元还相当于一名西安市企业职工半个月的在岗工资，这个数字还略高于我省2010年的月均养老金。据统计，2009年我省在岗职工月平均工资为2524元，西安市为2836元，2010年全省人均月养老金为1382元。 本报记者 刘雪涛

　　专家解读：

　　高工资高福利致一些国企少缴红利

　　“很多国企其实很挣钱，但因为其对员工的高工资、高福利，削减了利润，造成了无红利可缴或少缴的情况，这等于间接损害了国家和其他人的利益。”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李长安认为。

　　李长安认为，首先，虽然国企在一定程度上都居于行业内的垄断地位，但现实情况是，很多国企的市场竞争力并不强，赢利能力差，效益不太好，这也就造成了其无红利可交的尴尬。而西方的国有企业，很少或者根本就不参与市场竞争。

　　其次，在某种程度上而言，国企的行为并非完全市场化，担负着一定的社会职能、支出项目多这一特殊原因，使得国企的开支较大，上缴红利的比例自然有所降低。“但是，这并不能表明国企就应该减少其社会责任。”李长安表示，很多赚钱的国企，尤其是垄断行业企业、金融、证券、投资公司等，员工基本上都是高工资、高福利，而这些都计算在企业成本里，结果就是利润低了，上缴的红利少了，间接来说，其承担的社会责任也就减少了，对其他人来说是很不公平的。 本报记者 刘雪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