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 为什么？

　　内文导读：香港为什么不堵车

本刊记者 陈彦炜 黄广明

　　3月1日黄昏，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曾荫权在一个公开场合遭遇社民连成员暴力示威，心口被撞，肋骨受伤，所幸伤势并不严重。特区政府和社会各界都谴责了这一暴力行为。

　　这位肇事者的行为虽然不当，但其诉求在香港得到相当部分民众的响应。此间正值香港特区政府准备提交新一年度的财政预算案给立法会审议，预算案被认为没有对弱势群体和贫穷人口给予足够关注，引起香港社会较大的反弹。事发当日，一名香港市民冲上台抗议：大声叫喊：“曾特首，香港有130万的贫穷人口，你究竟做了什么？！你怎么对得起他们？！”

　　暴力示威、袭击特首是非法的，更多居民采用的是合法的方式。3月6日，香港多个团体发起游行，表达对特区政府2011-2012年度财政预算案部分内容的不满。游行者就退休保障计划、复建居屋、教育等问题提出诉求，游行过程大体平和。

　　果然，特首曾荫权近日回应称，财政司司长已提出修订建议，令社会各阶层受惠，响应了市民就政府最初建议注资强积金的关注和忧虑。曾荫权强调，政府尊重市民表达意见，会虚心聆听，在施政时照顾市民的真实需要，有需要时作出调整，这是政府与民意之间应有的互动，是负责任的态度。财政司司长已提出新方案，向全港18岁或以上并持有香港永久居民身份证的市民每人派发6000元。

　　正是法律保障的权利，以及其他从宏观到微观巨细靡遗的政治制度、法律法规，让香港的民意社情，能够及时反映到政府的预算案中去，反映到大大小小的政府决策中去。在内地许多城市暴露出房价高、出行堵、上学难、看病贵等民生问题时，同为华人社会的香港的经验，尤其值得我们研究借鉴。

　　由政府预算说开

　　各级政府每年的财政预算事关国计民生的方方面面，它公示政府的钱来自何处，又会花到哪里，与民众生活的关系极为密切。

　　全国政协委员、香港立法会议员陈鉴林在去年两会期间接受媒体采访时曾表示，香港在预算公开方面有一套成熟的体系，可以供内地学习。据陈介绍，每年2月底3月初，特区财政司司长会把提案向立法会报告。前一年12月前后，司长会通过报刊、网络、开公众咨询会，来听取公众意见，持续大概两个月时间。在谈到香港公示的预算会细致到何种程度时，陈鉴林说，比如“在这一年里面，要办两个医院，医院的具体地点、每个医院多少钱、有多少床位”。同时表示，香港普通市民可通过网络或直接写信给财政司长、参加咨询会等方式来了解财政预算。

　　据北大法学院教授王锡锌介绍，香港每年4月1日到第二年的3月31日是一个财政年度，预算应该是4月1日左右公布，但是，从1月份开始，将近3个月里，特区政府的每个部门都要把自己需要花哪些钱报到财政司。首先，每个部门在做自己部门预算的时候，有各种各样的民众、团体参与，这个过程本身就是公开的。财政司汇总平衡，再由立法会讨论。立法会的讨论也是公开的，大家都是代表各方利益，都来讨论这个预算，这一部分钱是不是不该花，那一部分是不是该增加一些，整个过程也是公开的。讨论完之后，特首签署，还要报中央政府备案，这就是整个预算过程。“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的财政预算非常厚，但是老百姓愿意看，也可能看得懂。因为它有大量的说明，写得很细，还有大量的插图，用各种各样的方式，就是要让大家理解。”

　　1月14日，香港特区立法会财务委员会否决拨款申办2023年亚运会，出席的55位议员，有14位投赞成票，40位投反对票。对于香港申亚被否决，立法会不少议员表示在意料之中。早在拨款辩论前夕，立法会财委会逾半数议员即表态反对香港申亚。辩论焦点围绕港府申亚费用预算混乱、巨额开支如何使用政府没有清晰交代、精英运动员退役出路未有解决等展开。

　　而行政部门对此只能接受。香港特区民政事务局局长曾德成在会议上表示，香港是多元社会，特区政府完全知道对申办亚运有不同的意见，特别是关注到60亿港元这笔数额，会否影响到其他民生开支。

　　服务型政府

　　香港是个好地方。

　　如果你仅限于浮光掠影地逡巡在街头，看高楼、淘商品、尝美食，也许并不会深切地发出这样的赞许。这些表面的繁荣昌盛，比较我们熟悉的北上广深，早已惊艳不再。

　　但如果你有机会近观最平凡港人的生活，熟稔他们的衣食住行、生老病死、信仰欢喜，对这座城市的好感恐怕将增加不少。在这样拥挤、快速、昂贵、阶层明晰的一座国际都会里，普通人尚能享有尊严，殊为不易。很大程度上，这取决于政府及社会为民众创造福祉的意愿和能力。

　　本刊记者访问了香港特区政府中央政策组首席顾问刘兆佳。中央政策组是特区政府最主要的决策咨询机构，负责编写每年的特区施政报告，并直接为行政长官、政务司长和财政司长提供决策意见。

　　刘兆佳认为，“大城市病”虽难以避免，但也不是无药可救，“政策的效果要很多年才能认识其真面目，因此政策制定必须将长期目标与短期处理的问题结合起来考虑。政策需要参照成功经验，也需要检讨与修正。”

　　一个重要的现实是，香港政府将“公益目标”定位为社会政策出台的有效基础，秉持“每一个部门所做的事情都是公共服务”之理念。简而言之，就是不与民争利。

　　这固然有不可复制的历史原因——香港公务员最早是“英国对香港实行有效殖民统治的政治产物”，具有相当的自主性和隔离性，不受社会利益集团的支配，按既定的计划和程序制定政策，有助于维持一个持续性的政策环境。刘兆佳形象地解释为：“港府是浮在华人社会表面的。与很多其他的政府不同，香港政府并非建基于华人社会中某一社会阶级、某一地域群体或某一民族社群。因此，香港政府不时自炫为公共利益的惟一维护者。”

　　与之配套的是，香港还拥有完整严厉的问责机制、强势并权威的官方监督机构、自由发达的新闻传媒监督机制，以及深具民主法治观念的市民。这种有效的自觉与互动，促进了香港社会政策体系“公益目标”的最终达成。

　　香港对外来人口不太设防的姿态，令人深思。刘兆佳表示，香港并不控制人口增长，而且鼓励全世界有才能的人来香港工作生活，以香港为家。“历史上，本港的确出现过因非法移民潮而导致的各项社会资源扭曲、社会及福利设施陷于混乱”，不过，“香港能有今天的成就也都有赖于移民所带来的活力、拼搏和企业家精神，得益于人口流动带来的技术、才能、信息、竞争、与外地的联系等，他们对社会的经济发展颇有贡献”。

　　“人本人性”

　　父亲来自广东、母亲生在澳门，本人长于香港的朱永璇认为，香港的公屋制度、“高质量低收费全方位”的医疗健康覆盖体系、9年免费教育和四通八达的公交地铁，基本可以让哪怕最底层的市民也能很好地分享城市的富庶与发展果实。

　　深圳市委原副秘书长李罗力告诉本刊记者，事实上，香港关乎民生的城市管理经验一直以来为内地大城市及沿海发达地区官员所重视，但内地政府有时候的“学习”，选择性和功利心太强。香港经验强调的是根植，以至于成为一种文化与传统。

　　比如住房问题。香港也曾是楼市投机炒卖的一方热土，港媒甚至发出过这样的评论: 香港房地产是一种宗教，它的教义就是“你信仰，你得救”。很多香港人一辈子沉浸在这股浓烈的氛围中，成为虔诚的地产教徒。香港政府依靠卖地获取庞大财政收入，但在高价出售黄金地皮的同时，会大笔投入建造“公屋”，并赋予全程的法治保障与严厉监管，使得多数低收入市民在天价房林立的香港，可以安身立命。

　　再比如医疗问题。港府承诺“不让任何一位市民因经济原因无法获得医疗救治”。公立医院经费由财政拨付，市民可花极少的钱享受高质量的医疗服务，特殊群体还可申请减免。

　　在教育投入方面，港府一直摆出慷慨姿态。12年免费教育的公平均衡，高等教育的迅速崛起，职业教育的服务转型，市民教育的潜移默化，形成完善而多层次的教育体系。对此，刘兆佳做了一个比喻：“其实我们对教育的投入也可看成是某种投资，因为回报颇高而且是多方面的。”

　　而香港交通，更是令无数初次访港的内地居民羡慕。一位香港记者告诉本刊，去年，北京市长郭金龙率团到港调研交通问题，“专门乘坐中巴环走于香港街巷。香港的机动车道并不宽阔，有的路段堪称逼仄狭窄，但众多车辆仍行驶得井然有序，鲜见拥堵。郭市长当场无奈自嘲：与香港相比，北京的马路、交通基础条件是多么的好。”在今年的全国两会上，香港的“八达”轨道交通、“步行系统”及“私家车使用高成本”等经验，也频繁被代表委员提及。

　　还好，中国有一个香港

　　“香港永远都将是中国改革的微妙荷尔蒙。香港可以，为什么内地不可以？……香港荷尔蒙，最终会刺激中国更全面地改革，追寻一个更健康、更自由和更文明的社会。”香港媒体人邱立本这样说过。

　　回到前面我们提到的第二个问题——“内地为什么不？”

　　香港大学中国与全球发展研究所肖耿博士称，香港最具核心的优势，当属它的法律体系。在“法的精神”下，才能言及平等、公义、正义；“而香港最具实力的是它的制度，大体上算是以英国为代表的西方发达国家制度应用在中国人社会的一个实验，并且相当成功”。肖耿觉得，内地并没有充分重视香港的制度优势对中国长期发展的战略价值。

　　当然，香港并非完美无缺，她也在遭遇诸多矛盾。但香港毕竟狭小，所面临的问题远不能与内地相较。内地正处于城市化跃进的阶段，不少主政者希冀用十几年时间叫板西方的上百年，复杂程度可想而知。“整个工业化、现代化的过程，就是我们不断地寻找解决这些城市化问题的过程，包括规模膨胀、交通拥挤、社会福利不足、生态环境恶化以及腐败丛生。香港也是经历了许多挫折和社会政治的变化，才逐步建立起目前的社会福利体系，而且不少措施的建立是很浅近的事情。”刘兆佳强调，并不是说内地的问题就是城市化的必然，但这的确需要过程，需要时间。

　　弄清楚“香港为什么”，或可缩短这个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