声音

　　限权？授权？

　　2009年8月，行政强制法草案“三审”，此后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网络征求意见，共收到3874条意见和建议。数次审议中都存在的设定权争议，在征求意见中亦得到公众印证。

　　企事业单位职工、城市居民、农村居民提出的意见约占总数的42%。行政执法人员提出了861条意见，约占意见总数的22%。

　　法工委分析，从总体情况看，意见有分歧。民众认为草案对行政强制权的规范力度还不够，而行政执法人员则认为应当赋予行政机关必要的行政强制权，草案授权还不够。

　　同行政执法人员以外的群体复杂的意见相比，行政执法人员意见较为一致，认为一方面要明确行政强制的法律地位，为行政执法提供法律支持，另一方面在规范行政强制的同时，提升了行政强制的正面形象和社会认同感，希望尽快出台。

　　延伸阅读

　　行政强制立法20年“拉锯战”

　　全国人大法律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乔晓阳两年前坦言，行政行为最需要规范，行政权强大，公民权弱小，制约行政权，保护公民权。这正是行政强制法的出发点。

　　经过20多年的反复讨论，北京大学教授姜明安认为，理论上的问题基本都已理清，只剩平衡各方利益的难题。

　　争权 行政机关忧手脚被缚

　　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副主任信春鹰2005年在全国人大常委会专题讲座上表示，与一般的行政管理权不同，行政强制权必须来自法律、法规的特殊授权，严禁行政强制主体自己给自己创设行政强制手段。

　　信春鹰对当时的行政强制存在的问题直言为“乱”和“滥”，包括“乱”设行政强制和“滥”用行政强制，侵害了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而设定权“乱”是行政强制“乱”的源头。

　　一位不愿具名的学者以“奇怪”来形容行政强制法的立法过程。他透露，在行政强制法一审时，学者们一度以为可以尽快出台，但行政机关提出了修改要求，总的方向是适量适当增加国务院方面的设定权，于是引起很大争议。

　　姜明安也直言，强制法多年难以出台的真正阻力也在于此，行政机关都知道，制定强制法是捆住了行政机关的手脚，特别是设定权，地方没有多少设定权，部门没有设定权，“他们就说没有办法管理了。”

　　争利 天价拖车费该算谁的

　　相较行政强制措施设定权而言，“代履行”更多面临的是理论上的争论。

　　姜明安以这两年频繁爆出的天价拖车费事件举例说，这种发生在高速公路上的交通事故，如果由行政机关拖车或者拖车公司开展，即为代履行。

　　今年3月，法工委专门就代履行问题召开专家座谈会，但也没达成共识。姜明安分析，代履行本质的争论是行政机关自己能不能代履行。此外，微妙之处在于，代履行要收费。如果行政机关做了而又不属代履行则费用从国库开支，姜明安分析，比如拖车本来是由车主自己拖，政府为什么要花钱来拖，政府拖也是纳税人的钱，纳税人为什么要帮违法者付费呢？

　　而一些学者主张取消代履行，全部由行政机关强制执行，姜明安坦言，这意味着都要国库开支，成本太高，而且会鼓励违法者享受政府的免费服务，不为违法行为负责。

　　争鸣 强行入户该不该恢复

　　五花八门的行政强制措施在一审草案中被规定为6种，限制公民人身自由；查封场所、设施或者财物；扣押财物；冻结存款、汇款；强行进入住宅；法律规定的其他行政强制措施。其中“强行进入住宅”在三审中被删。

　　姜明安认为，还是应该规定强行进入住宅。“不进入住宅，那么吸毒、自杀、煤气泄漏，人都在生命危险中；而对于生产经营场所，像食品、药品等很多都要进入场所取证，不进入怎么行？”

　　姜明安透露，当初之所以写进去，其目的就在于设定严格的程序规范。而删除的原因在于争论太大。他透露，行政机关觉得太麻烦，可以留给单行法律去规定，像吸毒留给警察法，食品卫生留给食品安全法。

　　问题的关键在于怎么规范。任茂东委员认为，需规范强行进入的程序、条件、规则，比如是否要搜查证、要不要经过法院、要不要上级行政机关审查等。

　　本版采写/本报记者 杨华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