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精神病”个案，经由媒体的放大，已成为近来最有影响的公共事件之一。而问题可能更为严重，但未引起媒体足够关注度的是，每年有相当多未被收治的精神病人杀死亲人或被亲人杀死。正常人被送入精神病院，而有攻击或自杀倾向的精神病人却如正常人一样游离于收治之外，同样凸显出精神卫生收治的乱局。

　　据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2009年初公布的数据，我国各类精神病患者在1亿人以上，其中重性精神病患者超过1600万，70%得不到治疗。这种窘迫的现实，一定程度上和我国精神卫生立法的滞后有关。

　　据媒体报道，我国自1985年就启动了相关立法工作，但因种种原因，迄今未能出台。精神医疗界和法学界存在不同观点，分歧主要在于“非自愿性强制治疗”是否需要司法干预。法学界一般认为，精神病人非自愿性强制治疗，必须由法院经审理后裁定方可。

　　我近来接触过一个案例，一家NGO曾介入北京一个所谓“被精神病”个案，2009年春节，这位患者在被灌醉后经妻子授权送进了精神病院。介入律师相信患者自称的 “从未失去对自己行为的辨别和判断的能力”，准备提起诉讼。在他们介入下，患者出院。但没过几天，即跳楼身亡，死前曾说：“女儿要我跳楼，我就跳楼。”

　　此前，我和这个NGO的前负责人曾发生过辩论，我认为他们过于偏颇，从经验上判断，家属因为“家庭矛盾”而送正常人到精神病院，且获得医院诊断认可的可能性，实在不高。按照患者妻子的描述：患者被诊断躁狂症、精神分裂症多次入院，甚至想用刀棍置家人于死地，还四处编造谎言与故事诋毁家人。

　　我对这种疾病也略有研究。精神分裂症患者所谓“编造谎言与故事”等，以及其跳楼前所谓“女儿要我跳楼”，很有可能是幻听、幻视的结果。他们缺乏对真实世界的辨别能力。

　　家属作为监护人，在精神病院专业鉴定基础上，拥有对没有辨别能力的患者强制送院的权利，我个人认为没有什么问题，因为家属和医院串通，花昂贵住院费送正常人去精神病院的可能性太低。一定要得到法院的裁定（同样要医院专业鉴定）才能强制送治，最大的意义可能只是增加患者家属的成本和延误治疗。这是对司法的过分依赖。

　　上述患者因律师、NGO的介入出院即自杀之后，我有颇多感触，曾发表《“被精神病”与“被正常人”均非社会之福》。当事律师还特地打电话与我沟通，她说自己从不质疑医生的专业判断，只是关注程序问题。但我终于没能明白，她何以否认患者“精神分裂”，而坚称其从未失去辨别判断能力。

　　还好上述患者只是跳楼，如果杀人，岂不更悲剧？精神病收治，的确存在问题。通过立法强化收治程序，确有必要。但在解决问题的时候，亦应考虑其可能制造的问题。媒体的部分“被精神病”报道，亦有“立场先行”和不平衡不专业问题，夸大甚至扭曲了真相。立法更是一个系统工程，法律人也应多倾听精神医疗界意见，一句话，还是应回归专业和理性。（韩福东 知名媒体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