乘车穿过黔北群山，来到红花岗隧道。隧道口两面巨大的党旗预示着眼前的地方不同寻常。驶出隧道，“遵义”二字跃入眼帘。

　　在中国共产党喜迎90岁生日的时候，记者来到了我们党举行“成人礼”的圣地：遵义市老城子尹路96号，这幢坐北朝南、临街而立的两层楼房。1935年1月15日至17日在这里召开的一次会议改变了党和红军的命运，改变了当代中国的历史进程。

　　如今，这里已经成为党的历史地标，游人如织，高朋不绝。然而，这次记者的寻访，却并没有从这开始。

　　军阀柏辉章旧宅——

　　甩掉共产国际的“拐杖”，是偶然还是必然

　　遵义会议主会址南面，有一幢不起眼的建筑。七间砖木结构平房围成的小院自成格局，环境清幽。这是黔军军阀柏辉章的旧宅。红军攻占遵义后，这里人流往来、文电飞传，红军总部第一局机要科便设于此。

　　光影流转，当记者走进这间屋子，仿佛还能听到电台的滴答声，老式的发报机向红军各部传递着中枢的脉搏，接收着四面的声音。但这里却听不到来自遥远的共产国际的声音。

　　1934年10月，作为和共产国际联系中转站的上海中央局被破坏，损失了一大批电讯器材，中央苏区和共产国际的电讯联系中断。然而，谁也没有想到，这次联系中断却酝酿着我党历史上的一次大变革。

　　再回顾这段历史，有人说，与共产国际失去联系，这是偶然。但这次偶然却让我们党接受了一个必然性真理： 一个政党，一个国家，必须实事求是，独立思考，独立自主，才能称其为政党和国家。

　　由于实行大搬家式的转移方针，湘江战役后，红军由出发时的8.6万人锐减到3万人。面对危局，红军上下已经对博古、李德的军事指挥产生怀疑，在通道、黎平、猴场，中央政治局连续召开会议，否决了博古、李德的错误指挥，按照毛泽东的建议，进兵贵州。可以说，从那时起，博古、李德就已经开始丧失对红军的领导。

　　刘少奇在中共八大的政治报告中指出：“党在1935年的转变，基本上就是党的高级干部的多数从失败中得到了经验，提高了觉悟的结果。”能够自我调整，这正是我们这个政党的伟大之处，也是成熟的象征。

　　或许，如果没和共产国际失去联系，不会有遵义会议，但肯定会有类似的“贵州会议”“四川会议”抑或“云南会议”……随着共产党人的成长，逐渐走上成熟的中国共产党，甩掉共产国际的“拐杖”，独立自主地走自己的路，这是历史的必然。只是历史选择了遵义。

　　原川南边防军旅长易怀芝官邸——

　　对宗派主义的胜利

　　遵义新城，坐落着一幢砖木结构的旧式洋房。这里原为川南边防军旅长易怀芝官邸，红军进驻遵义后，毛泽东、张闻天、王稼祥就住在这里。

　　为什么他们三人没有住在遵义会议主会址，也就是当时的红军总部，而住在了这么偏僻的一个地方？

　　最通俗的解释是，当时毛泽东只是政治局委员，并且无军职，没资格住在红军总部。然而，遵义会议纪念馆老馆长费侃如却告诉记者：根据当年李德的翻译王智涛回忆，这样的住宿安排是周恩来刻意布置的，让毛泽东、张闻天、王稼祥三个关系较好的人在一起，并且远离博古、李德。

　　听罢，不由赞叹周恩来确实是处理党内矛盾的高手，连短短几天的住宿都安排细致、用心良苦。但记者也从中读出了一点东西：作为博古的同学，同为“留苏派”的张闻天、王稼祥已经站到了毛泽东一边。

　　说到这，不得不提一个词，“28个半布尔什维克”。

　　1929年，莫斯科中山大学举行大会，讨论王明为首的学校支部局的报告，结果只有29个人支持，其中的徐以新因为年纪小，还只是个团员，被称为半个。学生们便挖苦这些人为“28个半布尔什维克”。以后的王明宗派集团就是从这29个人发展起来的。而张闻天、王稼祥和博古便在其中。

　　在中共六届四中全会上，王明“左”倾冒险主义上台，从此党内宗派主义横行，任人唯亲，毛泽东也受到了排挤。然而，在长征路上王稼祥、张闻天却和毛泽东越走越近。

　　而作为博古的“百分之百布尔什维克”战友，张闻天在毛泽东的劝说下也由衷感慨：“我从毛泽东同志那里第一次领受了关于领导中国革命战争的规律性教育。”

　　最终，在遵义会议上，我党打破了“宗派主义”束缚，恢复了党的任人唯贤、五湖四海的组织路线，这也保障了今后党的政治路线和军事路线的贯彻执行，这不能不说是我党的一次大进步、大成熟。

　　军阀柏辉章官邸——

　　“主报告”与“反报告”，党内民主的光辉典范

　　采访至此，记者终于走进了遵义会议主会址。这幢遵义当年最好的建筑，虽然历经近百年风雨，如今依旧是遵义的地标。

　　来到那间不大的会议室，20张藤椅团团围放，宁静的会场中依然能嗅到当年的硝烟：作为党的总负责人和领导战事的“三人团”主要成员，博古在会上做了《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的主报告，将第五次“反围剿”的失利主要归结于敌人过于强大等客观原因。而随后周恩来做的副报告，则侧重检讨了军事指挥方面的主观因素。最后，张闻天做了一个和博古题目一模一样的报告，对“左”倾领导人进行了系统的揭露和批评，史称“反报告”。

　　中央会议上，出现一正一反背道而驰的两个报告，这在我党历史上还是第一次。3个报告一出，点燃了会场的硝烟。紧接着毛泽东发言，直切博古、李德在军事指挥上的错误；王稼祥随后的发言虽短却使会议进入了高潮，他明确提出应让毛泽东出来领导红军。毛泽东后来回忆说，王稼祥“投了关键的一票”。

　　最终会议出现了一边倒的声音，《遵义会议决议》应势而生。会议改组了中央领导机构，通过了“毛泽东同志选为常委”等4项决定。

　　记者在展柜里看到了这份油印的决议。十分有意思的是，在报告中还有“□”符号。老馆长费侃如介绍，第一页第一句中的□□是指博古，而接着的□□是指周恩来，这改变了以往党内斗争动不动就点名批判的做法。

　　“这都是细节，其实最主要的是遵义会议恢复了党内民主集中制。”费馆长介绍，过去在陈独秀实行“家长制”，以及王明“左”倾路线猖獗时，我党民主空气完全窒息，一直处在“一言堂”的状态，而遵义会议从筹划到召开到决议，则完整地体现了我党的民主集中制原则：

　　个别酝酿——遵义会议前，毛泽东和张闻天、王稼祥等其他中央领导同志就有意在交换思想；民主集中——遵义会议期间，始终贯穿着民主的原则，正反两方面的意见都得到充分的发表，成为“群言堂”；会议决定——以压倒性优势通过了《遵义会议决议》，连毛泽东事后都感慨：“办什么事都要有个大多数啊！”

　　有人说，遵义会议是党内民主的光辉典范，从此，中国共产党手握民主集中制这一法宝，从幼稚走向成熟，并一步步从一个胜利走向另一个胜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