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省高院启动了李昌奎奸杀少女摔死幼童一案的再审程序。这是舆论对二审改判的广泛质疑争得的结果。李的行为无论从其作案手段，还是直接后果来看都称得上残忍狠绝，然二审将死刑改判死缓，云南高院还对此进行了一番并不令人信服的解释，遂有舆论的反弹。

　　撇开其他外在的因素，就法本身而言，至少从目前报道披露的情况看，无论从哪个方面，李都没有免死的理由。这也就是包括一些法律学者及法官在内，都认为少杀慎杀的政策不适应该案的原因。这并不是公众“以一种狂欢的形式”要一个人死，舆论之所以在这件事上穷追不放，根子还在于法律还受害者一个公平。

　　在人权意识彰显的今天，法律对死刑应该慎之又慎，并在条件成熟时，最终取消死刑。但应该意识到，取消死刑是对生命的尊重，而不是对罪行的宽恕。如果因为要尊重杀人者的生命，就连他犯下的杀人罪行也可宽恕，则陷入了另一误区。

　　这就需要一种可替代性的措施来执行原先死刑对罪行的惩罚功能。在一些废除死刑的国家，它主要由“不可减刑或假释的终身监禁”来体现。但在中国，目前还没有发展出一套类似的替代规定，除死刑外，最严厉的惩罚就是死缓。然而，死缓的减刑和假释条件过于随意，只要在服刑期间表现得好一点，一般都能得到减刑，因此，一个人被判死缓后，实际等于有期徒刑。由此造成的后果是，一些罪大恶极的罪犯但凡有可能，都会极力争取判死缓，最后，通过所谓服刑期间的积极表现，在监狱呆上个10多年时间都能出狱。对受害者及其家属来说，显然，这是不公正的。

　　无论是保留还是取消死刑，若不能做到公正，人们就会丧失对法律的信心。而公正的本质，按照哲学家赵汀阳的看法，是一个对称原则，即行为和报应的对称，付出与收益的对称，或者行为与回应行为的对称，中国传统的所谓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种瓜得瓜种豆得豆、以眼还眼以牙还牙，说的就是这个意思。尽管随着时代的进步，社会不再提倡“以眼还眼以牙还牙”之类观念，更不鼓励个体的报复行为，但并不表示公正的元价值就消失了，法律必须为受害者伸张正义。如果法律做不到这点，就不要简单地去否定民间“杀人偿命”天理观的正义性。

　　“公正”的价值体现在刑法中，就是“罪罚相当”，这是刑法一个基本原则。它的含义是，轻罪轻罚，重罪重罚，轻重适度，罪刑相当，罚当其罪，不枉不纵。法官在具体判案时，无论是基于人道考虑，还是其他原因，只能在这个原则的前提下去裁量，不可逾越这一原则，否则，就会造成枉判，制造不公。

　　因此，在社会还未准备好替代条件去取消死刑的情况下，对少杀慎杀政策的把握要准确，准确包括两个方面，可杀可不杀的不杀，但同时也就意味着，该杀的必杀。不能只强调前一面而忽视后一面。事实上，高法对死刑的适用条件是，罪大恶极，以及证据充分不允许出错，符合这两个要件的，都属于必杀之列。本案中，唯一可以不判李死刑的理由是他得到受害者家属的谅解，可惜受害者家属没有选择谅解他。

　　社会之所以需要法官，是因为人们相信，法官能让这个社会变得更公正。法官的这个作用是通过具体案件的判决体现出来的。所以，法官判案，一方面不能被舆论和社会情绪所左右，另一方面，也不能刻意为保持判案的独立性而不顾基本的民心和道义，否则，很难谈得上公正。而一个不公正的判决，只会使人们对法律和法官群体更疏远、更怀疑。目前，我们正陷入了这样的信任危机中。（邓聿文 中央党校《学习时报》副编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