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捐助学生拒进养老院

　　虽然现在街坊四邻和亲戚们时常给他带点吃的，但老人还是从不舍得多吃一口。唯一的改善，就是每天到村头去买一两个馒头，偶尔喝碗豆浆。

　　前不久，烟台一家公司的老总了解到刘盛兰的情况后，直接派人给他送了六千块钱，“推不掉，我收了，但在收条上按了手印，然后就全捐出去了。”

　　为多点钱捐助学生，刘盛兰一直没进养老院，因为不去养老院，他可拿到每年1800元的生活补贴。“我是一个子儿都不剩了，全捐了，捐了好，捐了帮学生念书。”现在，刘盛兰说他只能供四个孩子上学，“一对黑龙江的姐妹，一对广西的兄弟。”

　　有时候，刘盛兰还会在村里捡些酒瓶子，院子里那棵榆树下成堆的酒瓶子，都是他捡来的，“现在很少有人收了，价钱也便宜了，不过总归能换点钱。”

　　记者临走前掀开了老人家灶台上的锅盖，锅里面放着四个碗，一碗是中午吃剩下的面条，一碗咸菜，一碗已蒸过多次的茄子，还有两个油饼。也正是这两个油饼，竟引起了刘昭江的好奇：“谁给你的油饼？”

　　“隔壁给的。”刘盛兰高兴地把盘子端起来给我们看了看。

　　最有价值的家当：回信和汇款单

　　刘盛兰卧室的墙上，一个深蓝色布袋里，装满了汇款单和回信，这是他唯一看重的东西。他取下布袋将里面的汇款单和信件都倒在炕上，又另从床头下找出了一些。“我也不记得汇出去多少钱、收了多少封信。”

　　记者数了一下，仅汇款单就有一百多张，每次汇款金额在200到500元间，最多的一次1000元。与之对应的是来自全国各地的受捐助者收到汇款后寄来的回信。

　　“我真希望他们收到钱后给我回个信。”刘盛兰希望知道自己汇出去的钱，对方已收到。“但也有不给回信的，我就觉得有点不踏实。”刘盛兰说着随手拿起一张放在炕上的报纸，指着一则报道告诉记者：“这里面写着一个女孩需要钱才能继续念书，我就汇了300块钱，但至今没给我回信，我真的只想知道，那300块钱到了没有。”

　　讨来的欠薪

　　也全部捐出

　　刘盛兰之前曾在招远市当地的一家公司里看门，每月能挣三百来块钱。不过随着公司生意的不景气，到后来就一直没给他发工资。“拖了整三年，一万多块钱的工资几乎一分没给。”待刘盛兰准备离开公司时，那家公司老板只给了他三百元钱，之后就再没提工资的事，尽管多次讨要，一直未果。最终，刘盛兰走上了法庭，那一年，他82岁。

　　“官司赢了我就去要钱，但经理就是赖着不给。”刘盛兰回忆说，之后他几乎每天都到公司去讨要欠款，但公司经理却一直告诉他：“没钱”。

　　幸运的是，刘盛兰在市长接访日那天遇到了当地法院的一位主任。“那个主任一听我的情况，就赶紧找到法院的执行局。”最终，在法院执行局的多次干涉下，刘盛兰才分两次要回那一万余元的欠款。

　　不过，钱刚到手不久，便被刘盛兰全“挥霍”了。“全捐出去了，我留着也没用，捐给学生念书救急，怎么不比自己花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