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说过，这个世界上有两件事无法逃避，一是死亡，二是交税。

　　既然交税被当做与死亡一样无法逃避的头等大事，那税收就应该是世界上最严格最精密的事情。

　　也有人说过，征税就是拔鹅毛的艺术，要拔最多的鹅毛，也要听最少的鹅叫声。

　　征税是一种权力，而且毫无疑问是最大的权力之一。权力这个东西，必须要关在笼子里，否则它就要狂冲乱突。如果说拔鹅毛是一种艺术，那么，它的艺术感必定来自对拔毛人的制衡，也即对权力的制约，否则的话，不顾一切地拔毛，只能让鹅疼得直叫，鹅疼得厉害了，也许就会转过头咬你一口。征税和交税，本来就是现代社会的一种平衡，离开了这个平衡点，对征税者与交税者，都是一种伤害。如电影《让子弹飞》当中，鹅城的税居然已经收到了90年后。在这里，对征税权的制约，成了一个笑话，电影的结尾，把税收到90年后的当权者，同样付出了惨重代价。

　　电影虽是虚构，但现实中同样有其投射的影子，即如我们面对的越来越随意的税费征收。

　　本周，随着最高法公布《婚姻法司法解释（三）》，各种解读就没停止过。其中争议最大的一点，即是其中提到的“婚前房产离婚时归产权人所有”。正当大家激辩之时，南京地税部门却不声不响地开始准备征收“加名税”了——婚前房产婚后要加另一方的名字，必须按产权比例缴纳3%的契税。征税的依据，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契税暂行条例》：转移土地、房屋权属，承受的单位和个人为契税的纳税人，应当依照本条例的规定缴纳契税。这看起来言之成理，但质疑还是铺天盖地——凭什么说征就征？国家税务总局怎么不吭声？更有很多人直指“加名税”就是税务部门与民争利，大炮任志强（微博）则干脆怒批这是生财无道。面对如潮质疑，地税部门称“加名税”暂不征收，还要等上面发文件，而国家税务总局则称，征收“加名税”是地方政府的税收行为，国家税务总局短期内不会在全国范围内推行类似征税政策。

　　总算松了一口气，但疑问仍在：如果“加名税”于法有据，为什么征不征收竟然由各个地方做主，一会要征，一会在舆论压力下又暂时不征，随意性如此之大，难道税收竟能如此儿戏？如今南京虽然已经暂停征收“加名税”，但这些疑问不解开，税收应有的权威性和精确性，将在反复之间荡然无存。

　　本周引发舆论强烈关注的，除了南京的“加名税”，还有北京的“月饼税”。

　　单看网民和媒体起的这个名字——“月饼税”，就足见其中的调侃和愤懑。“月饼税”的消息来自《京华时报》8月27日的报道，北京市地税局的工作人员称，按照《个人所得税法实施条例》，各公司中秋节所发放的月饼应该折算成市值加入到员工的工资内，然后缴纳个税。中秋将至，这条消息的爆炸性可想而知，人们的不解在于：单位实物福利发了这么多年，怎么又冒出了个“月饼税”？翻查《个人所得税法实施条例》可知，其中的个人所得的确包括“实物”，但其上位法《个人所得税法》中，列举出的应缴纳个税的项目，却并未提及“单位所发实物福利”。这样的差异，也就可以解释，为什么所谓的“月饼税”会来得如此突然——除了北京地税之外，并无其他地方表示要对实物福利征税。或许这可以解释为各地对个税法和实施条例的理解有差异，但法律贵乎精确，理解上的差异，就意味着权力的弹性，意味着征收的随意性，当然，它也意味着税收严肃性和精确性的受损。“月饼税”该不该收？单位实物福利该不该缴纳个税？立法机构和国家税务总局必须给出明确答案，绝不能像“加名税”一样，任由各地方自己掌握。如各地有征有不征，税种的统一性从而谈起？

　　说起“加名税”和“月饼税”引起的风波，很自然就会令人联想到北京前段时间宣布要开征的“地方教育附加”，它虽然是费，但就其强制性而言，与税并无区别。令人难以理解的是，“教育附加费”早已在全国开征，北京却在财政部的同意之下又冒出了“地方教育附加”，而且据说还要在全国推广。不能就同一事项重复收费，是常识。但“地方教育附加”与“教育附加费”不仅征收对象一样，而且征收理由也一样——筹措教育资金。这不正是典型的重复征收吗？地方教育附加虽然不是税，其开征虽然不需要经过人大立法，但其性质与征税无异，如果财政部同意就能开征，岂不是太随意了？

　　征税收费，都是一种巨大的权力，但现实中，这个权力的弹性却实在太大了，领导的一句话、财政部门点个头、地方上根据自己的理解，都能轻易打开征税收费的大门。如果这一现象不能彻底改变，征税收费的合理性就将遭受越来越多的质疑。到了后来，最可能出现的景象就是：哪怕是完全正当合法的征税收费，人们都会习惯性地高喊“凭什么”，这显然不是我们希望看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