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4年3月11日，在有560万人口的马德里市阿托查火车站，发生了十次爆炸的恐怖袭击，导致200人死亡、1500多人受伤。这次事件被证明是和基地组织有关联的“摩洛哥伊斯兰战斗团”发动，当天正好是911事件发生后911天；2005年7月7日，在有850万人口的英国首都伦敦，地铁系统和一些公共汽车车站发生7起连环爆炸，最后导致56人死亡，“欧洲圣战组织基地秘密小组”宣称对连环爆炸负责；2008年11月26日，在有2340万人口、印度最大城市孟买发生了连环恐怖袭击，数百人死伤，整个恐怖袭击通过电视和新媒体整整直播了24个小时。

　　因为无法对没发生的事情进行评估，所以我们不能准确判断反恐十年措施的有效性。但2011年5月2日拉丹终被击毙之后，基地组织——这个十年来世界反恐战争的真正敌人，终于开始走向毁灭，而反恐十年也渐渐宣告结束。

　　被捆绑的自由

　　世界各大都市的人民，都为这反恐十年付出了一定的自由代价。第一，在大都市，安全控制成为一种文化，暂时性措施成为常态。谁都能接受在纽约911、马德里311、伦敦77、孟买1126之后世界大都市中极为严格的安全检查。在这十年中，当旅客通过极为严密的机场、地铁、火车站安检时，大概内心不是抱怨，而是一种宽心，至少通过这道门之后，就很少会有类似纽约、马德里、伦敦的悲剧发生。同理，在奥运会期间的北京，世博会期间的上海，严格的地铁和场所安检也会让大部分乘客和盛会参与者理解。之前批评伦敦街头监控摄像头过多的公民团体，在伦敦77事件之后也降低了抨击力度。因为这个时候，这些平日很讨厌的摄像头，也许是救命的天使。

　　问题是，紧急状态下的暂时措施不会轻易被撤销。没人能打保票恐怖袭击不会重新再来。当伦敦77恐怖袭击发生近两周年，英国人开始讨论恢复部分城市的开放性时，马上在2007年6月30日下午就发生了苏格兰格拉斯哥机场未遂恐怖袭击。因此，在世界性的大都市，安检、摄像头监控、警察盘查，已经成为城市生活的常态。人们似乎越来越习惯于在监控、盘查下生活，开始在生活方式中接受“被控制”的文化。

　　第二，反恐导致保守政治团体上台，立法者更加倾向削减公民自由。之前并没有得到多数选民支持的小布什，一跃成为明星总统，而名声不好的新保守主义，也一度成为美国国内政治和外交政策主流。美国国会很快给予总统发动战争特权，也很快通过了《爱国者法案》，授权政府可以绕开法律程序，对和恐怖主义相关的人或团体进行监控、窃听、关押和审讯。

　　由于反恐战争既是战争、又不是战争的模糊概念，美国当局在法律上不是美国领土的关塔那摩建立关押恐怖分子的监狱，大量虐囚事件因此发生。在伊拉克阿布格里卜监狱发生的美国军人虐囚丑闻，更让全世界人民醒悟，这样不受限制的反恐措施已经走得太远。

　　过去这10年，甚至也是公民自由和法律程序被主流媒体遗忘的时代。一位穆斯林会很轻易地被警方搜查，而保守政客和媒体对移民的抨击，已经到了赤裸裸的地步。这些跟随小布什的西方政客，完全不审视“布什主义”的“不是朋友就是敌人”、“先发制人”、“预先防范”等观念有什么内在矛盾，做一些与他们宣称相反的事情：用新的恐惧来取代恐怖主义。

　　第三，安全和自由的政治辩论在网络时代进入新阶段。随着社交网络崛起，人们除了拥有城市生活之外，还拥有了网络生活。因为反恐授权，各国政府对恐怖主义行动也延伸到了赛博空间。有意思的是，由于隐私在网络空间被重新定义，人们更愿意在社交网络上公开自己的信息。这样，反恐网络监控就变得更加简单，对监控者来说，互联网上随处都是摄像头。

　　即便如此，各国政府对都市的控制欲并不因为网络空间使反恐简化而变得收敛，他们纷纷对互联网进行了程度不等的控制甚至审查。在西方民主国家中，最著名的争议便是英国首相卡梅隆在伦敦青年骚乱后，希望对社交媒体（如黑莓消息机制、Twitter和Facebook）在紧急状态下进行审查。此举引起公民社会、全球媒体的激烈争论，最终计划搁浅。

　　社交网络时代，各大城市的恐怖敌人可能也会演化，但在911十周年之际，审视十年各国大城市的得失，我们不得不赞赏挪威首相斯托尔滕贝格在悼念发生在前不久的枪击案受害者时的回答：“面对暴力袭击，我们需要更多的自由和开放、更多的政治参与。”

　　能说出这样的话，需要历史的勇气和智慧。

　　纽约反恐24小时

　　2003年2月12日，纽约市警察局成员在时报广场附近巡逻。纽约市警察局力求警察在市内主要战略地点每天大量“涌现”，形成习惯后可以让潜在恐怖分子从心理上对大量警察的存在放松警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