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妙的娘家宫子村，农民们大多已经脱离土地

张平选希望等年关前，“没活计可做了，去和药家两口子坐一坐”

　　电视坏掉已经有一年多了，药庆卫却没有修。“我们家没人看电视。”药家鑫的房间里有一个电脑桌，一个一两米宽的床，一架钢琴和一个衣橱，摆得满满的。药庆卫说自己转业后就在外面给人打一些零工，是自己所学专业相关的技术活。厂里在2000年以后精简得很厉害，大部分职工只能自谋职业，然而军队转业后的工资收入却有几次上调，在普遍职工2000元不到的收入行列里，药庆卫的退役金是已经公开的2813元，后面每年审核地增加，有些年份增加只有40元，多的几百元，大的调整不多，他2003年退役至今一个月的退役金可以领5000元左右。另外一笔就是自己的安置费20万元，确实比所在环境的人收入好。夫妻的卧室里也有电脑，他们自己没有驾照，给儿子买了辆14万元的车。

　　儿子之所以能够学钢琴和上音乐学院，跟药庆卫的收入较有保障有很大关系。药家鑫自小在华山厂的子弟学校上学，学费低廉，生活方便，学琴从小30块到150块钱的费用。“我们并没有送他去西安音乐学院的附小和附中。”在和药家鑫差不多同时弹琴的孩子里，追求中央音乐学院这样层级的学校，从初中开始，最晚高中的最后一年，都必须由家长陪同到北京租房子，找大学里的专业教师辅导和疏通关系。“没有想考中央音乐学院，我一直跟他说，要实际一点。”艺术类考生专业课分数完全是主考官的判断，但是药庆卫却没有选择这条路。“艺术类考生除非有特别雄厚的家庭背景，要不然普通人家只有两条路，一个就是快速进入音乐教育的范围，当个老师把之前的成本挣回来，要不就是一家人砸锅卖铁，朗朗的爸爸就是典型，朗朗不弹琴他爸要跳楼。因为对于老百姓家，自费出国比赛，那就是拿命去赌了。”

　　虽然在二十街坊，药家还算不错，但是和真正专业学钢琴的孩子比起来，这个家庭的付出也就是普通标准。药家鑫初中毕业时，有一个到香港参加亚太级赛事的邀请函至今保留，那是在他拿到了陕西省优秀奖之后得到的唯一的机会。“来回机票和住宿要9000元，我没舍得让他去，家里的条件没有那么好。”

　　无法参加大型比赛，注定了钢琴生涯的艺术追求的边界，对于药家，这就是钱造成的问题。药庆卫后来有一些想补偿儿子的做法。钢琴证书药家鑫从6级开始考，到8、9级就已经想放弃了。初中阶段他已经开始上针对考级的小课，一个星期一堂课学费150元。“一个小节过不去，这星期就算白花了，下礼拜还是同样的小节，又要150元。”无论金钱还是精力上的付出，使这一时段药庆卫对儿子都达到了极高的要求。“弹钢琴谁没哭过，都是从最难的阶段过来的，过去了就能走专业的路，过不去就一辈子是个业余。”在厂区大院相对优越的家境和儿子的艺术天赋，使这一家人在外人看来“很幸福”，“走出去谁都是要羡慕的”。但父母的满足仅此而已，艺考之路已经使亲情关系渐渐疏离了。

　　对峙期：错位

　　药庆卫来自于山西阳泉农村，17岁上大学参军离家后，他回村就是母亲在世时。“每年过年回一趟，就算完了。”母亲过世后他也回去得少了。家庭生活的真正开始是在1996年从部队回到华山厂以后的事，之前完全是军队生活。而妻子一家虽然是西安人，也都是普通人，岳父是退休工人，妻妹开个服装店，药家鑫的衣服都是没牌子但质量不错的休闲服，基本是他姨妈给买。丈夫融入家庭和城市的时间比较晚，妻子是仓库保管员，把所有的精力都放在家务事上，一出事，夫妻俩却都没了主意。

　　表面上，受害者与施害者的矛盾来自于阶级背景，尤其是张妙抄车牌号，和药家鑫“农村人难缠”之类的言论，使得药家后来被一再夸大财富背景。在双方家属和律师的认知当中，都说案发后自己非常想见到对方，但是表述的立场却完全不同。张平选第一次见到药家鑫，是在郭杜派出所，当时张平选看见警察带着一个“高高白白斯文”的“学生娃”进来，又很快出去了。去年10月25日，自己在派出所从上午待到下午，问不出消息，到下午很晚，警察才告诉他，“逮着了”。“当时是让他去指认现场的。”张平选不知道眼前的年轻人就是杀害女儿的凶手。

　　就在同一天早上，药庆卫送儿子去自首，他虽然签署了家属通知书，但实际上是糊涂的。“他告诉我他撞死人了。”父母就一直迷惑，“没有警察、法院告诉我们，我们怎么也不相信他那样杀人，没理由啊！”药家鑫杀害张妙的动机一直是民愤构成的基础元素：富人对穷人的轻视。而并不了解儿子内心的药庆卫夫妻，却难以用这个理由自我说服。对于张平选和王辉已经是家破人亡、满怀冤屈的境地，另一边，药庆卫却坚持“等待法律”。“法律没有规定，子女犯法，父母必须去道歉的呀！”虽然药庆卫这么说，其实他是担心，自己任何贸然的举动都会让已经身负罪名的儿子失去生命。作为父亲，他总觉得“他的命是他的，他的罪也是他的，我不能去影响他”。

　　这样的对峙离舆论尚远，然而两家已然各有侧重。“没有钱就无法建立沟通”的信条深植于药家脑海，这也让张平选的善意受到了轻视。首先体现在了双方律师的交涉中：两家的律师都基本从头到尾跟下来，张平选的代理律师是《华商报》记者给找的公益维权律师许涛，而药家找的是药家鑫外公家对面律师事务所的路钢。许涛的说法是自己一直试图让药家父母来道歉，而药家一直说在筹钱，“张平选从来没有说过要钱”。路钢的说法是药家一直在筹钱，生怕无法满足受害者的期望。“药庆卫一直都拿不出多少钱来，另外我也不希望去村里，人身安全得不到保障。”许涛一开始列出了大概的赔偿金数额，在53万到54万元，许涛说“这个数字是按照农村户口的标准，有20多万元的经济赔偿，还有30万元的精神损失费”。张平选和王辉都对数字表示了同意。过年前整整一个月时间，虽然有律师和赔偿金数额的打算，张平选却更期望和药家父母直接沟通。“我一个农民，祖辈在这呢，西安那么大，我到哪去找你，再说我女儿被害了，我为啥要主动去找你？”

　　基于这样的认知错位，前期的沟通不仅缓慢还激化了矛盾。过年前阴历腊月二十，张平选给药庆卫打过唯一的一次电话，他想让药家父母去看看孩子。“至于你拿啥，你看一眼孩子，就是宫子村要你娃命，你来过还是不一样。”“喂，你是谁？我是张妙他爸。啪，他把电话挂了，再打不接了。”这简短的两位父亲的直接对话，让张平选不得不想：“他家到底有啥通天的本事，农民就真的这么不值钱？”而药庆卫的解释是，自己当时接到很多恐吓骚扰电话，所以习惯性地对陌生来电一概挂断。药庆卫当时的真实想法只有一个：“他们到底要多少钱？”他已经把这套唯一的公房抵押，又到处借钱，到一审前他拿着30万元现金去了两次法院，都被法院拒之门外告知“无法调解”。

　　第一次去见张平选的时候他拿了3万元的现金，张平选说：“我保证他的人身安全，一定要见你是个啥模样？”2月底，药家夫妻终于找了一个韦曲的饭馆，张平选和村长一起到来。前后不过10分钟见面，在药家看来“见面沟通了”，但是张平选却更加生气。“一见就给我跪下，我说你快起我受不起，旁边还有记者照相。他说给这3万元把娃葬埋，至于国家咋判是国家的事。”张平选发了大火：“我看不上你的钱！你给钱给国家！”但另一方面张平选也看了出来，“药家看着就是一般人”。张平选走到路上吃了点饭，问中间人“人到屋没有？到了就放心了，怕我害他们”。这次见面把两家人推向了彻底的对立面。

　　药家当时已经离开华山厂房子出去租房住，不上网、不看报、不看电视、不接电话。“我就是从农村出来的，我很怕去道歉再出点啥事。”面对轰然倒塌的幸福，药家不知道该做何应对，他们一开始甚至想瞒着老人。药庆卫一直试图不走“人情”路线解决问题，比如他委托路钢在陕西电视台念了一封公开的道歉信，把钱拿到法院而不是受害者家里，不对儿子犯罪的事实做任何调查，也不对任何媒体做出回应。而张平选说：“你先来把这礼赔了，我们再说。”他心里一直存着一个希望，就是自家院门大开，药家父母进来，该赔礼道歉，让乡亲们围着，把这个场面见证了，“堂堂正正的”。电视台公开的道歉信之类，根本就不是张平选的方式。“我们家连电视也不看的，就是娃一天看看动画片。”他们连最新一次“央视”的采访还没有看过。

　　药庆卫终于等来了传票。他对于药家鑫犯罪事实的疑问，在程序上有了明确的答案，然而他已经失去了取得张妙家人谅解的最好时机。“娃本来已经要不摆摊的，麻辣烫已经把学校的学生吃坏肚子了，不让摆了。出来她又和人分开走，撞了不管她一夜过去总也有人发现她，为什么要捅死她呢？”张平选经过这次见面，也开始了迷惑“你们有钱还是有势？我受害者要找你们去，还这么冷淡”。此时张平选坚持感情路线的方式，已经慢慢失去了耐性。“外孙两岁半还吃奶呢，妈没了谁照顾呢，你都不来看一眼，我咋能饶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