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瞭望》：从应对人口老龄化的角度衡量，放宽生育能够起到多大作用？

　　翟振武：首先应该明确，无论中国是否放开计划生育，人口老龄化的趋势和方向都已无法逆转。即使现在实行“单独二胎”，甚至全面放开二胎，对未来中国的人口老龄化只能起到一定程度的缓解作用。这个作用大概是2～3个百分点的降低，比如老龄化率从28%下降到25%或26%。

　　中国的人口老龄化是一个历史必然的进程，只要生育率下降，就必然会经历这一过程。众多发达国家和新兴工业化国家都面临这一问题，在日本、韩国、 新加坡、台湾等国家和地区，经济社会的发展促使人们生育观念发生改变，生育率也在下降，伊朗、越南的生育率也大幅下降，接近更替水平(2.1)。中国的生育率下降是在经济尚未发达的情况下，利用计划生育政策的人为干预实现的，而且下降速度很快，这是我们必须应对的。

　　任何政策都是暂时的，与它对应的是人们的观念，相比之下，后者发挥的作用更大。在中国，随着现代化、城市化、工业化的发展，女性普遍参加社会工作，社会保障制度不断完善，子女养老的需求大大降低，这都会影响生育观念。当前在一些大城市，即使允许生二胎，也有一定比例的人选择只生一个，一个孩子都不生的也大有人在。再过20年，随着人们生育观念的变化，放不放开生育政策恐怕都已经没有意义了，就像现在的欧洲一样。

　　《瞭望》：您认为应对中国的人口老龄化，有哪些关键点？

　　翟振武：解决中国的人口老龄化问题不是靠“多生孩子”，根本出路在于完善社会保障制度和养老服务支持体系。与此同时，要主动进行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促进产业升级换代，提高劳动生产率，将劳动密集型企业升级为技术密集型企业，以应对劳动力的减少。

　　“桶型”人口结构

　　《瞭望》：对于“人口红利”消失的焦虑有没有必要？

　　翟振武：“人口红利”指人口结构呈现“两头小中间大”的时间段。有人口红利的时候，我们要利用；人口红利消失后，反而倒逼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倒逼产业升级的换代、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倒逼维护工人合法权益，使社会更加和谐。

　　拼人口数量的时代已经远去了。美国人口才3亿，但却是超级大国。西方发达国家总共7.7亿劳动人口一年创造36万亿美元的社会财富，而中国9.3亿劳动人口2010年GDP为6万亿美元。我们不能靠“多生孩子”来发展经济、支撑经济增长，而是要在现有人口数量基础上，要靠大力提高人口素质， 提高科学文化水平，为中国未来的发展提供新的比较优势。

　　《瞭望》：调整计划生育政策能够缓解“人口逆淘汰”的情况吗？

　　翟振武：在中国，计划生育政策主要抑制了农村的生育，从平均生育6～7个孩子下降到1.5个，而城市从平均生育3个孩子下降到1个。农民为计划生育作出了更多的贡献和牺牲。从30年的历史长度衡量，农村和城市人口增长率的差距不是扩大了，而是缩小了。因此，计生政策并没有导致和加剧人口的逆淘汰，相反它延缓了人口的逆淘汰。

　　而改善“人口逆淘汰”问题，改善农村人口的健康水平、受教育水平，主要还要靠公共资源更多地向农村倾斜，靠基本公共服务的均等化，缩小城乡差距，而不是靠让农民少生孩子、城市人多生孩子。

　　《瞭望》：放眼中国未来20～50年的发展，怎样的人口结构是最为理想的？

　　翟振武：现在中国的人口结构倾向于倒金字塔型。塔顶的老年人口逐年增多，塔基的新生人口增长率逐年降低。这个情况已经不可避免，即使现在调整生育政策也无法从根本上改变人口结构。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中国人口增长那么快，决定了现在和未来老龄人口增长速度也会非常之快。到2040年左右，中国达到4亿多老龄人口的高峰值后，老龄人口会逐步下降，这是一个自然过程。也可以说，40年之后的人口结构，要比现在和近期的人口结构好，这是肯定的。

　　欧洲国家“桶型”的人口结构，呈现出“直上直下”的特征，是一种人口可持续增长的结构，也叫做“稳定人口”，应该是比较理想的。但由于中国人口基数很大，在持续稳定的基础上，如果人口数量每年略有减少，实现“缓慢的负增长”，对中国未来的发展更为有利。□